1983年10月推出聯繫匯率制度前後一些頗有意思的言論。
上個月香港金融研究中心舉辦「香港銀行及貨幣史：從歷史角度看香港當前的挑戰」研討會。顧名思義，歷史因素對塑造香港貨幣銀行體制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影響，相信其他地區亦如是。推行改革絕少像在白紙寫字一樣，能隨意一揮而就。儘管所有有份參與貨幣金融體制發展的人都會同意要與時並進，不時推行改革，但決策過程總是無可避免摻入一些宏觀或微觀的政治考慮，以致未必能得出最理想的方案或令改革延遲推行。
每逢談到貨幣及銀行體制改革，總有許多人堅信憑著自由市場的力量，大多數問題都會迎刃而解；證諸香港長久以來奉行自由市場經濟所取得的驕人成績，這派意見確實有其道理。部分可能是這個原因，當局要經過一段頗長的時間，甚至一場貨幣危機，才明白到貨幣管理的關鍵在於能否有效控制貨幣基礎的數量或（內部／外部）利息成本。基於歷史等種種原因，當局要再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以及極審慎和漫長的進程，最終才取得對貨幣基礎的掌控。當然，香港當時正值政治過渡期，政治層面上必須顧及雙方的考慮，令他們都接受改革方案對香港既必需也有利，這一點是大家都理解的。
最近我整理舊文件，發覺當中節錄有關人士的言論清楚反映當時的一些想法，可以在這裏跟大家分享。引述這些言論時均隱去其名，亦請讀者們不要妄下判斷誰是誰非。
1981年夏，即1983年9月貨幣危機前兩年，某私營研究期刊發表了一份有關香港貨幣體制，題為「是時候吹響哨子（叫停）了！」的文章。一位高層官員看過後說：「作者欠缺說服力，有點像要為監管而監管的官員。」來自民間的聲音提出要監管，官員卻說不，這種例子可算罕見。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贊同這位高官的意見。1983年7月另一位官員便說：「本港貨幣防護機制若要作出有效改善，必先設立適當制度，讓當局可以控制銀行體系的港元資金，以至對其資產負債表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但1983年10月推出的聯繫匯率制度，並無這方面的設計。
1983年9月香港爆發歷來最嚴重的貨幣危機，政府宣布考慮推行貨幣改革，一位經濟學者於月底提出意見：「我完全不認同現時的機制存在嚴重缺陷。」「現存機制仍有不少可取之處。」「面對種種挑戰，我們的元氣確實受到挫損，但整體經濟並無大礙，仍大致運作正常，實在令人驚歎。」
在1983年推出聯繫匯率制度時，鈔票套戥本來被視作穩住聯繫匯率的核心設計，但到了1984年中，這個套戥機制的運作很明顯已不如預期般暢順，當局要接連干預匯市及貨幣市場，才可令匯率回復穩定。同年7月，即聯匯制度推出9個月後，一位高層官員表示：「近期事件再次表明，我們不能再無視加強貨幣防衛機制的需要。」「無論推行哪一套改革方案，其目的都是要讓政府能夠控制銀行體系的港元數量和所涉利息成本。」「我們應及早探討如何落實這種機制。」到了1985年4月，另一位高層官員像已感到不耐煩，因而寫過：「我們的貨幣體制確實需要加強。但像前任官員一樣，這工作在我離任時仍未能展開（恐怕繼任者亦如是），我只好祝大家好運了。」
到了1988年7月，經取得各方同意後，新的會計安排終告落實，這才讓政府可以間接地控制貨幣基礎。
以上是我公職生涯中耳聞目睹的，相信可讓大家了解多些關於聯匯制度發展的點滴。
任志剛
2007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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