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市場發展未臻完善，要有效傳遞政策，便可能要訴諸行政手段。但市場要為此付上代價。
若要宏觀經濟政策發揮預期作用，就需要高效率的「傳導機制」，讓高層次的決策可以適當影響微觀層面的經濟行為。在市場經濟中，這種傳導機制主要透過供求力量來運作，正如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亦主要藉運用市場工具來進行。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運用利率政策。無論目標是確保物價穩定或經濟持續增長或促進就業，甚至是其中兩者或三者，利率的高低會影響消費者、投資者及其他有關人士的經濟行為，最終產生預期結果。
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利用行政手段達到宏觀經濟目標可能比較有效，甚至有實際需要。舉例來說，若市場的成熟程度尚未足以發揮有關作用，或市場可能會過度調整，危及金融穩定，便可能無可避免地要訴諸行政手段。同時，行政手段亦可以比較有針對性，即是說有關措施可以特別為達到預期效果而設，不會無意間影響到其他經濟活動，至於運用市場工具則會有很大的影響面。行政手段的傳遞速度也比較快，能夠在短時間內達到預期效果。當然，運用行政手段需要付上代價，代價亦可能會以不同形式出現。有限資源的整體分配效率受到影響便是一例，原因是任何官員都不可能比運作完善的市場的無形之手更有效率（如果有這樣的市場存在的話）。此外，儘管行政手段比較有針對性，而且很快就能見到效果，但一般都比較直接，破壞力亦較大。對於信貸狀況良好，但卻無緣無故地被拒絕提供貸款的企業來說，支付較高利息，總比借不到錢好。
中國內地以行政手段為傳導機制，但相信以此為題的學術研究並不多。與所有政策方案一樣，行政手段有利亦有弊，視乎個別經濟體系本身的結構特質而定，利弊各有不同。不過，我認為特別是對香港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研究領域，因為我們極之需要加深對內地的了解，才能有效發揮香港作為中國的國際城市及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毫無疑問，我們對市場有堅定的信念及充足的信心，但我們明白政府偶然亦需要採取行動，修正市場調整過度的情況。我從1998年慘痛的經歷中學會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自由市場會被自由操控，並會過度調整至不符合公眾利益的水平（尤其是相對於國際資金來說規模比較細小的金融市場）。無論如何，在全面實施市場改革，以及發展出可靠的市場機制之前，除了運用行政手段外，其他能有效進行宏觀經濟調控的可行方案實在寥寥無幾。
目前有許多具體證據，可以證明在宏觀調控中以行政手段為傳導機制已有成效。內地的宏觀經濟數據，包括固定投資、國內生產總值、貨幣供應量以至銀行貸款的增長正在迅速放緩，對於市場經濟來說，這樣的速度在正常情況下實在難以想像。不過增長速度在3個月內急速減慢，不禁令人關注增長速度能否得到有效調節，逐步放慢至合理水平。在市場經濟中，政策傳導可以通過道德勸喻，在內地是透過行政指令的形式來運作，使經濟行為沿着指定方向發展。同時若指示未得到遵循，往往可以訴諸法律，強制遵守。與此同時，這輪宏觀調控沒有壓抑消費，因此消費如預期般繼續增長，並未因行政手段而受到影響，對因食品價格上升帶動的通脹上調也採取了比較寬容的態度。大體上這些措施運作有效，即使有任何副作用的話，我們都期望內地有關部門能成功加以控制，並同時加快市場改革的步伐，以至長遠能逐步以市場工具取替行政工具。
任志剛
2004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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