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市场发展未臻完善，要有效传递政策，便可能要诉诸行政手段。但市场要为此付上代价。
若要宏观经济政策发挥预期作用，就需要高效率的「传导机制」，让高层次的决策可以适当影响微观层面的经济行为。在市场经济中，这种传导机制主要透过供求力量来运作，正如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亦主要藉运用市场工具来进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运用利率政策。无论目标是确保物价稳定或经济持续增长或促进就业，甚至是其中两者或三者，利率的高低会影响消费者、投资者及其他有关人士的经济行为，最终产生预期结果。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利用行政手段达到宏观经济目标可能比较有效，甚至有实际需要。举例来说，若市场的成熟程度尚未足以发挥有关作用，或市场可能会过度调整，危及金融稳定，便可能无可避免地要诉诸行政手段。同时，行政手段亦可以比较有针对性，即是说有关措施可以特别为达到预期效果而设，不会无意间影响到其他经济活动，至于运用市场工具则会有很大的影响面。行政手段的传递速度也比较快，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预期效果。当然，运用行政手段需要付上代价，代价亦可能会以不同形式出现。有限资源的整体分配效率受到影响便是一例，原因是任何官员都不可能比运作完善的市场的无形之手更有效率（如果有这样的市场存在的话）。此外，尽管行政手段比较有针对性，而且很快就能见到效果，但一般都比较直接，破坏力亦较大。对于信贷状况良好，但却无缘无故地被拒绝提供贷款的企业来说，支付较高利息，总比借不到钱好。
中国内地以行政手段为传导机制，但相信以此为题的学术研究并不多。与所有政策方案一样，行政手段有利亦有弊，视乎个别经济体系本身的结构特质而定，利弊各有不同。不过，我认为特别是对香港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我们极之需要加深对内地的了解，才能有效发挥香港作为中国的国际城市及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毫无疑问，我们对市场有坚定的信念及充足的信心，但我们明白政府偶然亦需要采取行动，修正市场调整过度的情况。我从1998年惨痛的经历中学会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自由市场会被自由操控，并会过度调整至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水平（尤其是相对于国际资金来说规模比较细小的金融市场）。无论如何，在全面实施市场改革，以及发展出可靠的市场机制之前，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外，其他能有效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可行方案实在寥寥无几。
目前有许多具体证据，可以证明在宏观调控中以行政手段为传导机制已有成效。内地的宏观经济数据，包括固定投资、国内生产总值、货币供应量以至银行贷款的增长正在迅速放缓，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这样的速度在正常情况下实在难以想像。不过增长速度在3个月内急速减慢，不禁令人关注增长速度能否得到有效调节，逐步放慢至合理水平。在市场经济中，政策传导可以通过道德劝喻，在内地是透过行政指令的形式来运作，使经济行为沿着指定方向发展。同时若指示未得到遵循，往往可以诉诸法律，强制遵守。与此同时，这轮宏观调控没有压抑消费，因此消费如预期般继续增长，并未因行政手段而受到影响，对因食品价格上升带动的通胀上调也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态度。大体上这些措施运作有效，即使有任何副作用的话，我们都期望内地有关部门能成功加以控制，并同时加快市场改革的步伐，以至长远能逐步以市场工具取替行政工具。
任志刚
2004年9月23日
有关《观点》文章：
按此处可参阅本专栏过往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