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科技創新、貨幣政策與收入/財富分配的關係

(本文摘譯自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陳德霖2017年8月24至26日於懷俄明州傑克遜洞舉行的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的「締造蓬勃的全球經濟」研討會上的發言)

在我的工作日程上，每年8月底例必有美國懷俄明州Jackson Hole之行。與大部分遊客不同，我並非爲了大提頓國家公園(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的自然美景，而是出席一個每年一度、規模不大的中央銀行家、學者和金融市場人士的聚會。這個由堪薩斯城聯邦儲備銀行主辦的年會稱爲「經濟政策研討會」，為求讓與會者能坦誠、互動地交流，獲邀出席者僅有百餘人，但由於與會的央行行長每每在會上發表關於貨幣政策的公開言論，因此往往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今年研討會的主題是「締造蓬勃的全球經濟」，我應邀參與研討會最後環節的綜合討論，重點回顧近數十年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些趨勢：有好的、有不太好的，還有壞的。這些發展亦與香港社會息息相關，借此文分享我的看法。

全球經濟與收入大幅增長 

先談好的趨勢。過去30多年來，全球收入大幅增長。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基金組織)的估計，先進經濟體經購買力平價調整後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1980年的10,100美元（下同）增長3.5倍，提高到2015年的45,700元；新興市場的人均收入增幅更為顯著，同期升幅幾近6倍，由1,500元升至10,600元。整體來說，全球經濟尤其新興經濟體的表現可算不俗。以中國內地為例，超過7億人得以脫貧，是人類歷史中了不起的成就。此外，與會的學者和財金官員亦普遍認同，自由貿易、開放市場、全球化、資金自由流動，這些都是幾十年來推動收入增長和改善民生的主要因素，並有助收窄先進經濟體與新興市場之間的差距。

但勞工收入佔比在下降 

然而，也有一些不太好的趨勢。儘管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有所收窄，但許多國家的內部收入差距卻擴大了。較低收入人士未能受惠於經濟增長的紅利，導致社會上彌漫著不滿的情緒，情況又以先進經濟體尤甚，近期歐美等地選民反彈以致催生民粹主義思潮，即是最好的注腳。這股不滿的情緒不無道理，資料顯示，在這段經濟增長期，勞動收入佔比有所下降。以美國為例，勞工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60年的65%，下降至2014年的60% (圖1)。同時，新興經濟體的勞動收入佔比下降幅度亦頗為顯著。

圖1. 美國的勞動收入佔比持續下降 

資料來源：Penn World Table 9.0.

爲何勞動收入佔比下降而資本收入佔比上升，有多種解讀，我們有必要深入地了解勞動收入佔比下降的成因──畢竟，部分地方出現一些令人憂心的趨勢，就是勞動收入佔比下降(或人均勞工收入增長放緩)的現象被反貿易、反全球化的政客借用為鼓吹民粹主義的議題，一些保護主義色彩的口號，如制止新興經濟體「搶去」製造業職位等，在某些先進經濟體已由口頭宣泄轉化成競選承諾。在美國，這類保護主義議題更有可能滲透入主流政治。

那麼，究竟是甚麼原因令勞工從經濟增長的「蛋糕」所分的杯羹逐漸收縮？圖2顯示基金組織今年4月發表有關勞動收入佔比下降的主因的研究結果。根據這項研究，先進經濟體的勞動收入佔比的下降幾乎有一半是由於科技的發展，而只有18%的跌幅是由於參與全球價值鏈。這項研究還顯示，新興經濟體的勞動收入佔比下降幅度較先進經濟體為大，而且跌幅主要(83%)由全球化引致。這個研究結果印證了我一貫的看法：關於先進經濟體勞工收入佔比下降的討論，往往將矛頭指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其實他們只是代罪羔羊。

圖2. 全球化及科技發展對先進經濟體及新興經濟體的勞動收入佔比下降的貢獻 (1993-2014)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2017年4月)

緊接着要提出的問題是，普遍被視為正面因素的「科技創新」，為甚麼竟是導致勞動收入佔比下降的主因之一？研討會上，一位講者展示了一幅圖表，顯示自1960年起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穩步減少，製造業生產值佔實質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保持穩定。值得指出的是，製造業就業人數逐漸萎縮的趨勢，遠早於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並成為主要生產國。因此，美國製造業生產力上升，更可能的解釋應該是科技創新，而不是因爲中國作為製造業中心的崛起所引致。

科技創新如何影響就業人數和收入分配，這是很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科技類別繁多，有些科技創新會導致大量增聘人手，有些則會取代勞工。機械人和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就是科技創新取代人力的例子。再者，同一項技術放諸先進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可能會有截然不同的影響。舉例說，先進經濟體的零售分銷網絡發達，購物商場和店舖林立，電子商貿和網上購物這類取代人手的商業模式所造成的衝擊可想而知。相比像中國內地這類經濟體，由於傳統零售分銷渠道不如先進經濟體般發達，電子商貿普及不但不會搶走工人的飯碗，甚至可能製造更多職位。

財富分配越趨不均 

講完「不太好」的趨勢，接着便是「壞」的趨勢。根據Emmanuel Saez 及Gabriel Zucman (2016)收集的美國財富數據(圖3)，自1960年起的半世紀以來，美國最富有的10%家庭佔財富總量的比重增加了4個百分點，由73%增至77%；考慮到同期資本收入佔比亦同步上升，上述的增長應是預期以内。然而，若將這一成富裕階層的財富分布情況按圖3的附表進一步細分，就會看到一些令人咋舌的數據──當中排行最頂尖的0.1%(即為數16萬有納稅、擁有淨資產2,000萬美元或以上的家庭)，他們的財富佔比竟上升了12個百分點，並且大多數升幅始自1990年！至於緊接的0.9%，財富佔比升幅只有1%。再數下去的9%，財富佔比不升反跌，大幅倒退9個百分點。

圖3          美國財富越趨集中於最富有的0.1%家庭 

資料來源：Saez and Zucman, UC Berkeley (2016)。

佔美國家庭財富總量的比重 

勞動收入佔比下降，貧富不均，財富越趨集中於一小撮人手中，種種現象疊加，令越來越多人感覺「向下流」，深感不忿，以致怨聲四起。不少人走向以求變爲號召的極右或極左路線，至於「變」的結果是好是壞，已無關宏旨。這種政治社會環境可能窒礙經濟增長，近期一些研究已顯示，貧富差距令經濟增長無以爲繼。

非傳統貨幣政策可能對收入及財富分配造成重大影響 

全球貧富懸殊逐漸加劇，是否有近期的因素？有些人歸咎於各國實施非傳統貨幣政策──這個說法頗有爭議。全球金融危機過後，主要央行推行包括零息率和量化寬鬆的非傳統貨幣政策，目的是透過降低借貸成本和支持資產價格來刺激經濟復甦及就業。富人一般擁有較多資產，如股票、物業等；窮人的資產卻是微不足道。退休人士和靠養老金過活的人，大多倚賴儲蓄所得的利息收入。超低息率令借款人受惠，但大批只靠存款和畢生積蓄的人士卻只能收取微薄的利息，他們成了輸家。部分先進和新興經濟體股市樓市屢創新高，為富人帶來極可觀的進帳。貧富鴻溝日闊，不同程度上助長了部分先進經濟體主張反貿易、反全球化、反建制的民粹主義風潮。

關於非傳統貨幣政策與貧富差距之間互連關係的研究雖然仍處於初階，但近期幾項研究已支持上述觀點。例如，國際結算銀行一份2016年的文件顯示，非傳統貨幣政策可能透過股本回報和住屋價格的變動，對貧富差距造成重大影響。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需要有更多研究。央行官員、經濟學家以至決策當局都要更深入地分析、更全面地了解非傳統貨幣政策的財富分配效應，從而客觀持平地剖析這些政策的成本和效益。

香港金融管理局
總裁
陳德霖

2017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