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1年至1971年期间担任香港财政司的郭伯伟爵士，于1月21日辞世，享年90岁。郭伯伟爵士极力主张少干预的政府管治原则，对编制及采用统计数字亦有其坚持的看法。
我毕业后约有一年时间在香港大学担任经济学助教，然后在1971年5月12日加入政府为统计师。我有幸考上了这个政府统计处当年唯一新开设的统计师职位。这个职位的职责是协助推行有关研究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新措施。我的志愿本来是希望从事经济学术研究的，可惜政府当年仍未设有经济师的职位，因此对我来说能当上统计师（尤其专责国民经济核算）已经是最理想了。
我上任后最初获派的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准备一些展板图表来显示当时香港国民经济核算统计所缺少的数据，以及填补这些数据后如何有助了解香港经济的运作。那些图表展放在政府统计处当时位于国际大厦（位于中环近上环处）办公室的当眼位置。据了解那时将会有一些重要贵宾到访，而有关国民经济核算统计的新措施将会列入与那些访客商讨的议程内。像所有刚投身工作行列的人一样，我一股热诚设计了几幅图表，细节早已忘掉，但仍记得暗藏着一个主题：政府以鸵鸟政策对待经济统计可能不符合公众利益。原来到访的要人之一，就是即将退休的财政司（财政司司长的前称）郭伯伟爵士，这个我当时并不知道。
郭伯伟爵士看到这些图表时其实没有责难我，但回想当时我站在一旁迎接这位昂藏6呎多，面庞略圆的高官，再接触到他炯炯的眼神，以及被他问到同样尖锐的问题时，便顿时立住不动，过后更感到混身不自在。的确，那些数字怎可有助更好地管治香港？法国Marquis d’Argenson（1858年）不是有过一句名言「管得少，管得好」吗？还有他另一名句「少干预应该是每个公共机关的座右铭」？当然谁都会觉得这些课题不易，更遑论是一个离校不久有志做经济研究的大学毕业生。经过一段颇长时间反复深思，我才逐渐平复过来，而那时郭伯伟爵士已经退休，接任人同是统计师出身，因此对统计的支持大很多。正是在那一段自省期间，统计处长Kenneth Topley吩咐我细读1970年3月25日的预算案辩论记录，说时还在他那把胡子背后露出有点狡黠的笑容。我就是这样上了公职工作第一课也是最宝贵的一课──必须作好充份准备，也就是这样展开了我服务政府的第一步。
附上郭伯伟爵士于1970年3月25日出席立法局（立法会前称）的演词节录（只备英文版本），供有兴趣的朋友参阅。尽管郭伯伟爵士反对编制国民经济核算统计资料，并认为「国民经济核算是学者而不是官方研究的课题」，但正如节录最后一句所示，他同意「为进行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支援」，因而准许政府统计处增聘一名统计师做这项工作。谢谢您，郭伯伟爵士，是您为我开展公职生涯打开了一道门。
任志刚
2006年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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