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机关与央行之间的关系应予规范化，以加强金融政策的公信力和金融管理的专业性。央行独立及问责之间应有适当的平衡。
政府是必须接受市民问责的；不论政府采用何种管治架构或本身属于何种政治制度，这是一项重要的原则。在不同的政府架构或政治制度之下，不同的只会是确保政府具问责性的具体机制，政府须向公众负责的原则却不变。某些宪制安排可能会令达到问责的过程变得格外吃力及富挑战性。本港的政治制度促使行政立法之间保留一种具建设性的制衡关系，便是很好的例子。但纵使这样，我们仍不能舍弃问责的原则。
然而，为确保政府向公众负责而设立的种种问责机制，却可能在不同程度上会导致短期政治考虑渗入以长远公众利益为目标的政策内，令这些政策「转向」。以这样的问责安排为例：若每隔一段日子市民便可凭选票直接表达对政府的支持程度，政府很自然地在作出重要决策时便可能较偏重短期的政治效益，忽略对长远政策可能带来影响。但如果这种政策「转向」是反映社会大众经过深思熟虑，细心分析所有资讯，以及客观权衡利害得失与另行方案而乐意接受的结果，可说无可厚非。原因是这是社会大众的抉择，相信无人会反对。借用经济学的术语，整体社会与个人一样，对满足本身不同需要都有一条所谓的「无差异曲线」，而且应该有自由在曲线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一点。但实际情况是否这样，市民是否能够掌握所有资料，了解不同政策决定的利弊，相信并不容易，而公众的长远利益亦可能会因而受损。
若要举出这种政策「转向」的例子，货币管理环节可说比比皆是。历史上便出现过不少政府藉着「印银纸」或减息来降低借贷成本，以图赢得选举或争取人民对某些事项的支持，结果导致民不聊生，甚至政府本身亦落得垮台的下场。在大多数情形下，货币管理遇到狭隘的政治干预，会令社会的长远利益受损。因此，国际间至今已有共识，认为应该设立适当机制，确保货币管理独立运作，不受政治干预。事实上，过去10年出现了一种很明显的全球性趋势，就是行政机关与央行之间关系的透明度日渐提高，而央行亦获得较大的自主权，甚至正式的独立地位。
我相信近期世界各地央行朝此方向的发展，很值得香港参考。由于本港实行规范化的货币制度，香港金融管理局的运作并无太多酌情空间，加上银行监管制度相当完善，可能使这种央行自主的趋势对香港来说关系较小，亦不迫切。此外，基于我们认为维持高透明度有助向公众负责的信念及理由，金管局一向采取主动，致力提高整体运作的透明度，这对我们的加强问责以至自主运作亦有帮助。在不影响政策及运作有效性的前提下，我们尽可能提供详尽资料，并与社会大众接触，直接解释大家关心的事项。我们亦向市民代表详细解释各项政策及事务，并认真听取及研究他们表达的意见。我亦随时准备每季出席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会议，详尽介绍金管局的工作。此外，我们亦会就当前公众关心的事项向委员会特别简报，并致力与传媒保持紧密的联系。因此，虽然有些时候我们的措施会对社会大众带来痛楚，但香港的货币管理至今并无出现政治干预令政策「转向」的情况，亦能以符合全港市民长远利益的方式运作。
正当香港回望这几年成功抵御金融风暴及处理主权回归后的挑战的成果，汲取当中的教训，并迈步向前时，我们要小心在引入新管治安排时带来可能令金融政策「转向」的风险。我们有需要考虑怎样避免影响金融管理所需坚守的专业精神及公平公正的原则。若认为有必要推行某些切合香港独特环境的保障机制或措施，我们当然不应犹豫，尽早研究落实。
任志刚
2000年11月30日
有关金管局透明度政策的进一步资料，可参阅《金管局1999年年报》。
有关文章：
按此处可参阅本专栏过往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