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港两地早在20年前已经开始合作，商讨香港货币金融事务。
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十周年的活动展开，令我回忆起1987年，即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前10年的往事。当年发生了不少影响香港货币金融发展的大事。
第一件要说的，是1987年10月发生的环球股灾。由于担心恒生指数期货合约的交收可能出现问题，本港股市要停市4日。这次事件在香港股票市场发展史中已有详尽记载。它促使交易所的管治作出全面改革，亦催生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但较少人提及的，是香港期货保证有限公司当年提供的「救市基金」安排。这项安排是在当时位于海富中心24楼的布政司署金融科办事处拟订，用作保证所有恒生指数期货合约均能结算。
在1987年10月25日，当时的金融司、已故的林定国先生成功召集多位业界精英，共商对策，为翌日股市重开作好准备。我当时是副金融司，刚当完10日的署理银行监理专员，仅松了一口气，便旋即要为这件事当起跑腿，例如为运用外汇基金作为「救市基金」寻求法律意见。
当时，我其中一个任务是要记录「救市基金」的累积总额，为每所业界机构所筹集的资金，以书面形式记录。我还记得文件上方写着：「我们谨此同意按随附函件内所列条款，及按以下比例提供为数5亿港元的备用贷款。若出现超额情况，每名参与者可按比例减少其承诺提供的款项。」各机构代表需要在文件上填上机构名称及银码，并签名作实。当时所用的字眼是由其中一位与会的业界代表所拟备的。我的档案里今天还保留着这份文件，上面显示当时未能筹集到足额的备用贷款。连同来自外汇基金的款额，备用贷款总数为40亿港元。尤幸当时最后只用上了18亿，而「救市基金」的贷款连同利息最后亦得到全数清偿。
我觉得这件事难忘，但却并非当年最富历史意义的事情。毕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教我铭记于心的，是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道理。防止危机出现就要不断居安思危，以策万全，尽管危机未必出现，背后的劳苦未被彰显。
另一件更加重要的金融大事是在同年5月初发生--就是当时的财政司翟克诚爵士及林定国先生北上之行。我并不知道他们实际是到哪里去，大概是北京吧！当时，我只是负责统筹一套有关香港货币与金融事务的背景资料，并继续为刚出席完亚洲发展银行年会的林定国先生代理职务，担任署理金融司。我预备了10份背景资料，其中一份较为重要，是有关联系汇率制度运作。
联系汇率制度在1983年10月推出，当时运作不足4年，我对它的实际操作有些意见，于是便在资料文件内提出。结果，这份文件却被当时参与北上的同事认为过于坦白，需作修饰，淡化言辞，尽管他们当时都认同我的观点。我知道这个课题是北上之行的主要讨论事项之一，目的是要强化香港的金融货币制度，以应付敏感的政治过渡期。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有份作准备，却无缘北上的苦闷心情，久久难以释怀。事后回想，在当时这样敏感的期间，我的反应实在有点不够成熟。是表示悔意也好，是惩罚自己也好，我最终决定不会找出他们当时到底去了哪里，以及与谁会面。时至今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仍是一个谜。
然而，这件事情对香港来说却非常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中港两地，就香港的货币与金融事务发展成功开展对话，为长达10年极具建设性及非常成功的沟通打稳基础。大家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要促进香港的稳定与繁荣。在此期间，双方坦诚讨论及决定了多项改革措施，使香港的货币与金融体系在过渡九七前后继续保持稳定。
倘若我记忆犹在，也许迟一些再找机会，与大家多分享一些中港两地金融合作的愉快经历吧！
任志刚
2007年5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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