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截然不同的旅程，两段毕生难忘的经历。
我第一次回乡是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那次，我跟比我年长超过20年的堂兄一起回到乡下东莞常平。那时已经是秋天，并没有荔枝可吃，但亲友们却爱聚在大门对开的荔枝树前闲话家常，因此我的印象特别深刻。然而，也许当时我年纪尚少，并不懂得欣赏亲友们对我们这些有幸在香港生活的一群的热情款待。我记得在这短短三、四日的行程里，我每次踏出庭院，都会被一只体型庞大的鹅穷追不舍，最终它也逃不过成为我们临别晚餐的命运。我还记得，我的脸被村内顽童用当时最潮的玩意，用火柴自制的「火箭」灼伤过。虽然，我最终都学会了怎样发射「火箭」，奈何技不如人，射程太短，报不了仇。这种种经历，令当时年少的我对「回乡」留下颇差的印象。这次之后，我便一直没有再回乡了。
直至大约30年后，我才再次踏足内地。不过，这次的经历比上次好得多。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旅程，当时，我甚至连「回乡证」也没有携带。根据我的日记，那天是1988年12月3日星期六。那天风和日丽、天朗气清，是凉快舒适的冬日。那天我有特别任务在身，就是要在香港这边的文锦渡桥头，迎接从内地过来的几位贵宾。由于这个缘故，当时亦作出临时封桥的安排。当天上午9时正，5位贵宾走过文锦渡桥头来到香港，我在一名总入境事务主任陪同下，欢迎几位贵宾到访，然后乘坐入境处的专车前往位于附近警岗的直升机升降坪，乘坐直升机到粉岭别墅。
我们很快便从文锦渡到达目的地。这还是我第一次坐直升机，由高空俯瞰，深圳那边高楼大厦林立，香港这边则绿意盎然，一时分不清到底哪边是香港，哪边是内地。不过，当直升机到达粉岭别墅，在当时的「皇家」香港高尔夫球会降落时，我才可以肯定我的确是在香港。现已贵为勋爵、当时的总督卫奕信爵士在那里迎接几位贵宾。卫奕信爵士借出他的别墅，让由当时的财政司翟克诚爵士率领的5人英方小组与鲁平先生率领的5人中方小组会面。
会议持续了一整天，在当时称为「卫奕信夫人书房」的房间里举行，房间正对着偌大但隐蔽的花园。我们就连午餐也是在这个房间里进行，不过我当时只想着会议讨论的各个议题，因此完全记不起当时吃了些什么，也没有留意到四周宁谧的环境。然而，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当天的讨论内容。大家若熟识香港的货币与金融发展，相信都会记得当年年中推出的「会计安排」，让政府从香港上海丰银行手上取回对货币基础的控制权。「会计安排」是得到中方认可的，因此会上亦讨论了「会计安排」的运作情况。中英双方均认为有关安排相当成功，有助加强香港政府确保汇率稳定的能力，各界反应理想。在是次会议上，双方亦首次就香港设立金融管理局的构思作出了详细讨论，尽管当时大家心目中都认定这是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但双方都没有主动提出具体做法。大家似乎都不希望首先表露立场。但毫无疑问，是次会议已经为香港设立金融管理局撒下种子。
会议准时在下午4时45分结束，我在5时正又再陪同5位贵宾乘坐直升机回文锦渡去。当大家过桥时，鲁平先生邀请我踏足中方的土地，我当然欣然接受。这一次就是我第二次「回乡」。为免妨碍市民过境，封桥安排不能维持太久，因此，我第二次「回乡」的时间极短。然而，感觉却是更加难忘，亦远比第一次的「回乡」愉快得多。
任志刚
2009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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