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0月推出联系汇率制度前后一些颇有意思的言论。
上个月香港金融研究中心举办「香港银行及货币史：从历史角度看香港当前的挑战」研讨会。顾名思义，历史因素对塑造香港货币银行体制的发展有相当重要的影响，相信其他地区亦如是。推行改革绝少像在白纸写字一样，能随意一挥而就。尽管所有有份参与货币金融体制发展的人都会同意要与时并进，不时推行改革，但决策过程总是无可避免掺入一些宏观或微观的政治考虑，以致未必能得出最理想的方案或令改革延迟推行。
每逢谈到货币及银行体制改革，总有许多人坚信凭着自由市场的力量，大多数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证诸香港长久以来奉行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这派意见确实有其道理。部分可能是这个原因，当局要经过一段颇长的时间，甚至一场货币危机，才明白到货币管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控制货币基础的数量或（内部／外部）利息成本。基于历史等种种原因，当局要再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以及极审慎和漫长的进程，最终才取得对货币基础的掌控。当然，香港当时正值政治过渡期，政治层面上必须顾及双方的考虑，令他们都接受改革方案对香港既必需也有利，这一点是大家都理解的。
最近我整理旧文件，发觉当中节录有关人士的言论清楚反映当时的一些想法，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引述这些言论时均隐去其名，亦请读者们不要妄下判断谁是谁非。
1981年夏，即1983年9月货币危机前两年，某私营研究期刊发表了一份有关香港货币体制，题为「是时候吹响哨子（叫停）了！」的文章。一位高层官员看过后说：「作者欠缺说服力，有点像要为监管而监管的官员。」来自民间的声音提出要监管，官员却说不，这种例子可算罕见。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这位高官的意见。1983年7月另一位官员便说：「本港货币防护机制若要作出有效改善，必先设立适当制度，让当局可以控制银行体系的港元资金，以至对其资产负债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力。」但1983年10月推出的联系汇率制度，并无这方面的设计。
1983年9月香港爆发历来最严重的货币危机，政府宣布考虑推行货币改革，一位经济学者于月底提出意见：「我完全不认同现时的机制存在严重缺陷。」「现存机制仍有不少可取之处。」「面对种种挑战，我们的元气确实受到挫损，但整体经济并无大碍，仍大致运作正常，实在令人惊叹。」
在1983年推出联系汇率制度时，钞票套戥本来被视作稳住联系汇率的核心设计，但到了1984年中，这个套戥机制的运作很明显已不如预期般畅顺，当局要接连干预汇市及货币市场，才可令汇率回复稳定。同年7月，即联汇制度推出9个月后，一位高层官员表示：「近期事件再次表明，我们不能再无视加强货币防卫机制的需要。」「无论推行哪一套改革方案，其目的都是要让政府能够控制银行体系的港元数量和所涉利息成本。」「我们应及早探讨如何落实这种机制。」到了1985年4月，另一位高层官员像已感到不耐烦，因而写过：「我们的货币体制确实需要加强。但像前任官员一样，这工作在我离任时仍未能展开（恐怕继任者亦如是），我只好祝大家好运了。」
到了1988年7月，经取得各方同意后，新的会计安排终告落实，这才让政府可以间接地控制货币基础。
以上是我公职生涯中耳闻目睹的，相信可让大家了解多些关于联汇制度发展的点滴。
任志刚
2007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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