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金融史上，1983年9月是一段异常动荡的时期。不过，这次危机亦为香港带来了新开始，促使其逐步建立稳健的货币制度及具有公信力的货币政策。
约20年前的这段时间，香港陷入了困境之中。由于市场对香港政治前景的忧虑加深，港元在实施浮动汇率制的第9年的最后一个月里急剧贬值。其实港元在1982年已开始大幅贬值，在1983年9月的两个交易日内更合共再下跌15%。由于当时香港没有任何货币管理机制可言，即是说政府当局实际上无从控制汇价或货币基础，因此港元的跌势似乎是一发不可收拾。超级市场开始出现人龙，白米以至厕纸等日用品瞬间被抢购一空。在一、两家银行有另一形式的轮队悄悄形成：以支票形式大笔提取银行同业信贷额度及存款，又或说要在银行分行提取现金及兑付支票。另一方面，银行一直以来直接或间接对物业市场承担极高风险，物业价格波动会对银行体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物业泡沬爆破令银行业的稳定受到更大威胁。当时我们并没有对银行在住宅按揭贷款方面设定七成按揭风险指引。上述种种因素加起来，香港无可避免地陷入了其中一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货币及银行业危机中。
事隔20年回望这次事件，作为一直在前线工作的我，实在百感交集。说它「棘手」，都只能稍微道出当时的实际情况。虽然我的记性不大好，但1983年9月的事件仍然历历在目。2003年9月一个宁静的星期六早上，我坐在办公室里，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频频外访之前，可以多写几篇专栏文章备用，脑际难免泛起廿年前段段的回忆：街上的人木无表情、超级市场货架空空如也、不停接到希望可以打听内幕消息的电话（当然全部被我断然拒绝）、我们向代理银行下达数额越来越大的外汇买盘以支持港元、当时的金融科办事处海富中心24楼的走廊鸦雀无声、最后离开的同事用力关上办事处的大闸、记者们长驻楼下守候消息……，这些情景仍然深印脑海，难以忘怀。我当时自问：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次危机发生？危机过后，我仍然多次思考这个问题。
经一事，长一智；我们从危机中汲取教训。香港当时固然没有有效的货币管理机制，但我猜想即使有，亦未必能加强人们对港元的信心至足以防止危机发生。不过，我深信如果有稳健的货币制度及金融基建，以及有具公信力的货币政策及货币管理当局，肯定会有帮助。因此待事件平息后，这一直成为我主要关注的事项之一。然而，每场危机都有其独特之处，因此即使货币改革使我们能应付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仍然要努力不懈，务求在货币管理的领域上处于领先地位。没有空间行使酌情权的货币制度当然可提高制度的公信力，不过运作具透明度，让公众能监察我们的工作，以及在有需要时能清楚交代我们行动的原委，亦有助建立公信力。然而，即使有最详尽和严谨的应变计划，仍然会发生意料之外的事件，当意外发生时，我们必须能以迅速、专业、果断及能够赢得公众信心的方式应变。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金融市场的变化有深入了解，并要掌握专业技术。因此，金管局极其着重经济与市场研究。
面对当前不利的经济形势，其中部分更是香港特有的，货币与银行体系所面对的风险有所增加，我们必须加倍留神。我们需要稳定的货币与金融环境，才能更有效解决香港目前面对的问题。我相信与20年前比较，我们现在应付危机的能力提升了不少，但金管局不会自满，我们会继续尽最大努力，务求做到最好。
任志刚
200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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