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在入伙不久的新居，花了些时间收拾搬屋时封存了的旧东西。在宁静的环境中，翻阅多年来的剪报，脑海不禁泛起许多回忆。其中有一件发生在1983年某个周末的旧事，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重温。
那天是1983年9月24日星期六，上午港元兑美元汇率跌至9.60的低位。由于香港经济正受着政治前途不明朗的因素影响，市民信心受到动摇，而当时港元汇率是采用自由浮动制，货币政策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在此情况下，港元因而迅速滑落。连同上日的跌幅计算在内，港元在两日内大约下跌了15%。为怕港元汇率继续下跌，市民纷纷涌到超级市场抢购货物，所有货品，由白米以至厕纸等，几乎全被抢购一空，情况颇为混乱。
我还清楚记得早在前一晚接受香港电台某个一小时长的晚间节目访问时，我曾作出呼吁，强调港元不会有问题，并请市民放心，但谁知翌日竟闹起抢购荒来。
我当时是首席助理金融司，负责协助副金融司黎定得(Tony Latter)工作。没错，他正是今年初重返香港，出任金管局副总裁的黎定得。黎定得在1983年7月曾撰写过一篇关于香港货币政策的内部文章，当中论及应否考虑重新采用固定汇率制度，规定发行和赎回港元钞票必须要有美元支持。
在9月24日星期六早上，当时的金融司白礼宜(Douglas Blye)跟黎定得一起作了冗长的形势检讨。他们决定把黎定得的构思交由各有关方面的最高层人员立刻进行详细研究。我没有参加这个形势检讨，因为有一间本地注册银行正出现债务问题，令我忙于准备政府接管银行的文件。
其后，他们通知我要安排在翌日早上，跟汇丰和渣打两间发钞银行的最高层代表开会。当时，我真的忙得透不过气来，既要筹备秘密会议，又要接听家人和亲友电话，在竭力制止他们加入无谓的超市抢购潮之余，还要熟习立法局三读通过有关接管出事银行条例草案的程序。但我知道当时的形势非常险峻，星期日开会的目的其实是要讨论黎定得提出的固定汇率建议，若要避免港元暴跌殃及其他经济环节，我们必须在星期一开市前作出一些决策性的公布。
星期日早上，我们数人带着疲乏的身躯，齐集当年金融科位于海富中心第二期24楼的会议室。当时的形势非常明显──除了再度实施固定汇率制度外，已别无他法。但大家对计划执行起来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却仍有一点怀疑。为了审慎起见，我们决定先听一下一位曾经提出过类似构思的业内人士的意见。这人正是祈连活(John Greenwood)，他当时曾经让我们先睹一篇他将于《亚洲货币监察》刊登有关固定汇率制度的文章。于是我们便马上邀请他前来边吃午餐边开会，为我们讲解他的构思。
午餐很迟才送到，原因是我的秘书工作过劳，筋疲力竭，在为我们购买午餐的回程中，突然在电梯内晕倒，过了半小时后才被发现。我们后来终于拯救了这位可怜的秘书，以及电梯地上的三文治。然而，我深恐此事会打扰会议的进行，及影响各人胃口，所以一直保持沉默，没有惊动大家，直至会议过后才让大家知道。这大概是我对这个重要会议可以顺利进行的唯一贡献吧！
听过祈连活的讲解后，我们在下午仍继续私下讨论，经过反复思量后，终于决定采纳黎定得的计划。而政府在当日傍晚亦随即发出新闻稿，宣布将会推出一个令汇率回复稳定的方案。虽然新闻稿撰写得比较隐晦，但亦成功令港元汇率在9月26日星期一稳定下来。此外，立法局于9月27日星期二的特别会议中，一次过三读通过了接管银行的法例，使政府当日亦顺利接管了恒隆银行。
之后，再经过3个星期的复杂筹备和规划，进一步征询意见，以及取得所需批准后，财政司彭励治爵士于1983年10月15日星期六公布联系汇率制度的详细内容，并定于10月17日星期一开始正式实施。当时出席记者会的还包括白礼宜、当时的政府经济顾问马敬廉(Alan McLean)和我。
联系汇率终于顺利诞生。但黎定得却未能出席记者会，原因是跟联系汇率一起诞生的尚有他的第二位千金Eleanor。她正好在10月15日早上出世。不知道两个新生命，哪个最教他手忙脚乱呢？相信只有黎定得才知晓。
任志刚
199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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