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深思熟虑推行改革防范问题发生，往往较危机出现时才采取补救措施来得更有成效。
不论是金融体系或监管架构层面的金融改革，往往都是针对个别金融危机而推行的。这是不少地区的实际经验，而当中原因不难理解：金融体系持份者大多倾向维持现状，保障自己的利益。只有危机当前，持份者利益受损，普罗市民或特别是某些阶层大受影响，一些结构性问题才会显现出来，当局也因此被迫着手改革。
以上情况虽然很常见，但也有例外，香港不少金融改革便属于后者。由于这些改革并非针对个别危机而推出，因此大家可能较少留意或关注它们的重要性。我们也较难估计若非采取防范式改革，而只是强调事后补救，究竟会有什么后果。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基于这个理由，就只着重金融危机出现后才推行改革，况且，这类改革也不见得一定比风平浪静时推行的预防性改革来得重要。
自1982年我从事货币金融管理的工作以来，香港金融改革次数之多、频率之高，与其他地区相比实属少见。在这期间我有幸参与或主理过的改革例子有很多：有些是针对个别危机而推出的，主要包括因应80年代银行危机推出的银行业改革，以及因应1997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推行的7项有关巩固货币体系的措施。然而，并非针对危机而推出的金融改革为数其实更多，包括：在1988年政府取得对「总结余」（货币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控制；于90年代初推出「外汇基金票据及债券」计划，作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于90年代引入宏观审慎银行监管模式；于1996年实行银行同业「即时支付结算系统」，有效防止同业市场因个别银行出现支付困难而产生连锁效应；与此同时，政府取得对货币基础更直接的控制；以及于2005年内地当局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之前率先推出「强方兑换保证」及「兑换范围」，对货币基础实行更规范化及具透明度的控制，藉此强化货币体系。此外，我们也在平日作出仔细的应变部署，以便一旦爆发危机时启动，将损害减至最少；例如临时流动资金安排、「备用银行资本安排」，以及百分百存款担保，都是因应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推出的预防性措施。
我个人宁选防范，而非补救式的改革。但世上无人可以预见金融体系所有不足之处，不论这些不足是否会带来结构性的影响。金融创新所提供的高回报为金融机构带来不断创新的诱因，但同时亦令监管当局更难以预早掌握一切。虽然当局无法确保任何时候滴水不漏，无懈可击，但我们的目标是时刻尽力做到最好。在这方面，我纵或有点「偏心」，但我认为金管局取得的「击球率」较大多数监管机构都高。面对这场历来罕有地严峻的金融危机，香港的货币及金融体系依然稳健，运作如常，已是一大明证。当然，我们仍不能稍有松懈，反而保持高度警觉，尤其压力当前更要自我警醒，全力以赴。
面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欧美等不同地区都正在酝酿金融改革，香港的正确态度应该是密切注视，而不应盲目依从。全球金融危机凸显了众多金融监管模式都有其缺点，同时也反映本港目前的模式有其过人之处，不正是清楚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吗？
任志刚
200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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