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刚,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校长先生、各位麦克里大学的成员、各位毕业生、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对上一次有机会穿上学士袍是29年前，亦即1970年。当时我是香港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首批毕业生之一，并且很幸运获得经济学及统计学的荣誉名衔。那时候能够成为班上最优秀的学生之一，自然会感到雀跃。但时至今日，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其实有点怀疑自己得到那个名衔是否实至名归。原因很简单，经过3年孜孜不倦的学习，我对怎样可以改善香港经济仍然感到茫无头绪。如果这是个经济研究员必须解决的课题(尽管这个研究员只拿了个学士学位)，那么我最多只能取得「推荐合格」，跟荣誉名衔实在沾不上边。
当时我一位舅父在我毕业时提出的忠告，更增加了我这份焦虑。我当时怀着热诚，立志要为香港人做点事，他听后婉转地劝我说，香港经济主要有赖「无形之手」推动，经济研究人员实在无用武之地。即使是需要管理经济的地方，亦会由当时殖民地政府的少数外籍高级雇员来负责，而他们并不会起用土生土长、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的经济研究员。这位世伯认为以我的身形和当时仍极之良好的视力，我最适合加入警队担任督察。他认为维持法纪带来权力和光荣，更毫不讳言这是升官发财，扶摇直上的大好机会。他又提醒我，以我预科成绩平平仍能考进大学，纯粹由于竞争不大。据他分析，我是属于二次大战后首批出生的婴儿，刚好填补了大战带来的人口真空。此外，60年代后期中国内地文化大革命使人担心香港的社会治安问题，我同辈中家庭环境较好的纷纷跟随父母移居外地，亦使我间接受惠。
我当然很感谢这位世伯的肺腑之言。然而，尽管我本身家境不算富裕，升官发财却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总要有个妥协。于是，当我知道统计处有统计主任的空缺后，便立即申请，使我有机会加入公务员行列。大学里有位经济学讲师，3年来对我春风化雨，现正任职于世界银行。当时他知道了我这个决定，也许会感到失望。但这份工作薪水不差，而且由于当时政府毋需雇用经济研究员，这已是唯一最能让我学以致用的差事了。
事实上，就连经济统计数据，当时政府也觉得并不需要。即使需要，亦仅是为了应付政府一般行政衍生出来的某些职务，例如收税、实施外汇管制和对某些商业活动作出仅有的少量监管。在这方面，当时竟有位政府高级官员提出经济统计的需要的意见，现在回看，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时候某位立法局议员要求财政司郭伯伟爵士收集本地生产总值的数据，他听了答道：「香港一向运作畅顺…政府对经济运作发挥的影响非常小，因此制定政策时根本不需要收集这些数据。」他又补充：「事实上，我们对收集数据应抱保留的态度，因为恐怕收集了各类数据后，可能会倒果为因，变成鼓励推出一些目的在于直接影响经济的政策。」
今时今日我们很难同意他这说法，但我亦要多谢他对经济政策提出这样极端的意见，原因是他这样保守的立场，正好造就了他退休后各方要求提供经济资讯的条件。提供资讯令人更易掌握和认识社会经济，但亦暴露了资讯缺乏下的不足，加强人们追求更多资讯的欲望。多年来，历任财政司都能善于利用这种连锁作用。从有关记录清楚可见，这亦成为了香港建立起优质理财原则和技巧的基础。在我担任公职人员的生涯里，由以往出任过的统计主任和经济主任，以至现在的金融管理局总裁，我很荣幸有机会参与这个过程。
在工作层面上，我们差不多是在一张白纸上写下香港金融政策的蓝图。此外，当时的社会大众普遍都较为谅解政府决策，并且在听取了政府的合理解释后给予支持。在这情况下，某些符合广大市民长远利益的审慎政策，即使会带来一些短期的痛楚，也都可以成功推行。此外，以往在作出决策前，社会上都有进行健康讨论的适当空间，人们会分析政府是否有充分理由干预宏观或微观层面的经济运作，或是应完全任由市场力量主宰。再套用郭伯伟爵士的一句话，「许多经济环节的运作机制十分敏感，官僚架构最好还是不要笨手笨脚指指点点，而是像19世纪的时候留待『无形之手』来指挥」。这观点到了他的继任人夏鼎基爵士手中，更加发扬光大，成为了所谓的「积极不干预政策」。自此以后，这项政策在香港一直行之有效。
人们都很熟悉积极不干预政策的主旨，但却经常忽略了它的一项重要原则。由于我有份参与制定和推行这项政策，我可以在这里指出，这项原则就是即使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政府仍有责任本着公众利益，采取果敢的决定，以处理无形之手无法处理的事情。翻查历史，政府决定不插手的例子当然有，但亦不乏按照实际需要出手干预的时候，甚至为此引起争议（包括采取措施纠正金融市场运作失效）。但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论您只是冷眼旁观，抑或大力支持香港，当政府在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场里进行干预时，大家感到怀疑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如果您仍未有机会了解干预行动背后的原因和充分理由时，这种态度更加可以理解。
此外，在香港逐渐民主化的推动下，市民对讨论各种各样公共政策的热心程度不断提高。香港以往曾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参与英镑区的，但自从这个制度在1972年取消以来，香港货币政策再无受到任何机制或手段的限制，因此货币改革辩论的空间便更大。到了80年代初，香港受到政治前途不明朗因素影响，人们对当时浮动的港元信心大受动摇，没有健全货币机制的弊处便被完全暴露出来。到了1983年当局才决定将港元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并着手解决货币管理其他不善之处。
时至今日，这个货币改革的过程仍不断进行。由于金融自由化和资讯科技发达对金融领域造成前所未有的影响，国际金融的发展一日千里，这亦带来了许多新挑战。这些挑战对任何容许国际资金自由进出的金融体系及其金融机构的稳健性，都带来了考验。缺乏稳固基础和实力的，都受到严重冲击。由于国际金融事业的发展规模已超出了国际金融架构可以容纳的地步，即使以往一直采取审慎政策的金融体系和机构，都因为本身相对较小的规模和开放程度而受到冲击。香港作为细小和开放的市场，已亲身经历了这一切。香港回归前后引起的忧虑，加上《基本法》写明要致力发展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都增加了维持香港货币金融稳定的复杂性。
面对上述种种挑战，公职人员为维护公众利益，才智技巧、反应潜能无一不受到严峻的考验。我能够参与这项工作，近年更负责主管有关政策，实在是我担任公职工作以来最宝贵的经验。未来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尽快处理好各方在地区和国际金融事务上的种种分歧。国际金融波动过大，透明度不足，提高公开资料的标准和加强监管，已是不可缺少的对策，否则将无法妥善应付国际金融领域急速膨胀的现实，亦会妨碍金融自由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贡献。
澳洲和香港在推动国际金融架构方面一直齐心并进。而麦克里大学又是澳洲的优秀学院，并以经济和金融科目闻名，因此能得到贵校重大的鼓励，使我感到特别高兴。与我29年前所穿的学士袍相比，今次这套带来的殊荣更显珍贵，亦鞭策我要更奋发努力。最后，我衷心恭贺所有今日在麦克里大学毕业的同学。大家经过麦克里大学的培育教导，日后在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不论担任何种岗位，都已具备充分的条件迎接国际金融环境种种新的挑战。多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