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刚, 香港金融管理局总裁
（于荷兰中央银行金融稳定研讨会）是次研讨会适逢荷兰中央银行创办金融稳定部门，能够获邀在会上发言，我实在感到非常荣幸。然而，恐怕我在金融稳定方面可以提供的意见有限，反而亚洲新兴市场有不少地方可以向欧洲学习。过去7年亚洲在维持金融稳定方面的表现未如欧洲，正好说明这一点。不过，有机会向在座各位专家介绍亚洲所面对的金融稳定挑战，以及听取大家对如何处理这些挑战及减轻所受影响的意见，实在难能可贵，所以我欣然应约。
我今次要讲的是亚洲所处的两难局面。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亚洲一方面要追求金融稳定，但另一方面又要开放金融体系，好让经济与市场能够增长及发展，矛盾便由此而生。我会向大家详尽说明这个两难的局面，探讨个别经济体系为处理这局面而采取的措施，最后提出我认为是长远但不容易达到的解决方法。
首先让我谈一下金融稳定这个概念。相信大家在成立金融稳定部门的期间，已对此作了不少研究与讨论。然而，对于金融稳定的具体意义，例如其目标及达到有关目标所用的工具等方面，如果说亚洲新兴市场尚未达成真正的共识，我相信区内其他中央银行家都不会反对。有趣的是，在今年6月国际结算银行年会举行期间进行的per Jacobsson研讨会上，Charles Goodhart指出「目前并没有界定金融稳定的良方，更没有以量化方式评估金融稳定的好方法。」1 他又指出，在一次调查中，一组专家被问及他们如何界定金融稳定，「当中最有说服力的回应是没有金融不稳定的现象。」
假如这就是专家对金融稳定的看法，我们又如何能期望本身缺乏专家的新兴市场能有效应付维持金融稳定的挑战呢？不过我持比较乐观的态度，这是建基于我作为香港的金融管理专员，每当面对复杂的现代金融而感到迷失时，就会回到基本来分析事物的习惯。在亚洲新兴市场负责维持金融稳定的人员都有需要养成这个习惯，尤其在全球化及资讯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国际金融有如洪水猛兽。此外，很重要的一点是，与欧洲及其他已发展市场不同，大部分亚洲新兴市场仍在开放金融体系，以迎接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它们所走的路有许多分支小径，很容易便会走错，最终可能会本末倒置，削弱本身的金融实力。回到基本去，大家在发展金融业时便不会偏离正轨。
其实所谓的基本相当简单。无论在任何地区，金融体系的角色一方面是金融中介──将储蓄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是促进经济交易活动。金融体系快捷有效地发挥这些基本作用，便能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符合公众的最佳利益。因此，维持金融稳定可以被视为主要是确保金融体系结构稳定，使这些基本而重要的功能得以有效地持续发挥，不受任何干扰。
我明白对金融稳定采取这种基本的方向，可能与已发展市场负责金融稳定的有关当局的关注重点相去甚远。事实上，我相信很少亚洲新兴市场在认真谈论建立金融稳定模型的问题，即使有亦不会如已发展市场一样的热切，但刊发金融稳定分析报告的做法相信不久会成为一股风气。对于亚洲新兴市场来说，关注重点是如何管理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尤其是金融体系的发展，这种不同的取向或焦点是合适的，有助个别地区面对开放金融体系及金融不稳定的两难局面时，能带领经济踏上正轨。
让我更具体地说明这种两难的局面。新兴市场开放金融体系的其中一个目的，是提高本地金融中介机制的效率，藉以促进经济增长及发展。基本上，我们所讲的是，透过向具备相关经验与专门知识的海外金融中介机构开放本地金融体系，以增加竞争，好让本地储蓄能更有效率地转化为本地投资。事实上，无论海外银行在提供银行业务方面是与本地银行合作或竞争也好，海外银行的存在都能加强本地银行的竞争优势，最终令本地储蓄的回报上升，以及借款人的资金成本下降。信贷及其他风险的定价，以至信贷的整体分配亦会更具效率。同样令人信服的理据适用于海外金融中介机构参与股票及债券市场。海外机构在筹办首次招股事项的经验与专门知识，附之以流通性高及具备高效率定价机制的第二市场，能提高本地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的质与量。
这项理据无可争议，唯一要考虑的是向海外金融中介机构开放金融体系的程度与步伐。当然，有关地区会担心至少在短期内，面对外资机构激烈的竞争，本地金融机构的生存空间可能会减少，最终削弱普罗大众对金融体系以至金融稳定的信心。此外，大家会担心在金融体系面对压力时，海外金融机构可能不会像本地金融机构一样，将长远公众利益的考虑置于短期私人利益之上，因此即使迫不得已，亦可能需要施加政治压力。在出现这种情况时，要得到海外金融中介机构的合作可能会更加困难。因此，在亚洲新兴经济体系中，海外金融中介机构有时会被形容为不能共患难的朋友。虽然这并不公平，但却是可以理解。所以大家最后可能会以其他风险较低的途径来获取海外机构的经验与专门知识，例如派员到海外受训，或输入外地专家。同时，大家更可以审慎定出开放的时间表。
不过新兴市场往往无法这样灵活地处理开放的问题。信誉良好的国际级海外金融机构并不多见，它们前来开展业务，主要是受到可观的利润吸引。它们不会无缘无故到新兴市场敲门，只有最庞大的新兴市场，并有无法抗拒的业务机会，才能引起这些海外金融机构的注意。即时想到的例子是中国内地。中国内地目前是全球第七大经济体系，并且仍在迅速发展。虽然中国内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一项承诺是坚决遵循一定的时间表开放金融体系，但其着重循序渐进地开放金融体系的政策仍显而易见。然而，对于经济实力稍逊的新兴市场来说，要海外金融机构前来开展业务，不单止是参与本地金融中介活动这么简单，而是要有更具吸引力的机会。这往往是指跨境及跨货币的金融中介活动，将海外储蓄转化为本地投资及将本地储蓄转化为海外投资，并不时附之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税务优惠及专利权等。这涉及开放资本帐，而在开放资本帐的情况下确保金融体系运作畅顺，正是亚洲新兴市场维持金融稳定所面对的最大挑战。
开放资本帐好处显而易见。除了可利用海外金融机构的专门知识提高金融中介机制的效率外，更有可能吸引到海外储蓄净流入至本地投资，假如本地储蓄有限的话，这个情况便最是理想。此外，资金在全球自由流动，自由寻找在计及风险因素后回报最高的金融工具，无论是存款、债券或股票也好，便能够有效地在全球分配有限的资金。理论上这些论据都很具说服力，但实际上全球金融状况却是复杂许多，不同特质的金融体系具有不同的风险状况。
由于评估不同地区不同金融工具的风险及这些地区本身的风险相当困难，要准确地计算得出按风险调整的投资回报，就更加困难。尽管多个负有维持金融稳定责任的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监察，至今更已显著改善这方面的工作，加上商业评级机构亦作出很大的贡献，但上述情况依然存在。结果是有些地区的资金流入或流出量会较其应有的多，有些地区则较少。金融市场亦可能因而调整过度，甚至会对整个金融体系造成问题；例如在新兴市场内，较弱小的本地金融机构无法识别及妥善管理全球化所涉及的风险，终告倒闭。此外，原本看似轻微的本地宏观经济问题，亦可能因某些外来突发事故而变得来势汹汹，导致大量资金瞬间掉头流走，影响市场稳定，最终危及金融体系与整体经济。
大家对1997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仍记忆犹新，因此对上述情况绝不陌生，亦明白到开放金融体系若要取得理想成效，当局便须更严谨地推行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灵活的汇率制度）及显著提高金融体系(包括金融基建)的稳健程度。对于已开放金融体系的地区来说，这些忠告亦适用，因为资讯科技革命以及金融创新大大提高了国际资金，特别是组合资金的影响力。有一位显赫的央行官员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便曾作过这样的譬喻：要打棒球联赛，便要承受得起强而有力的掷球。这可谓一语中的。
现实往往很残酷，一些规模较小的金融市场，相对海外投资者可以调动的国际资金可谓小巫见大巫，但有时仍足以引起外资垂涎，伺机图利。为能吸引外资，这些市场可能要忍受它们过度集中的持仓量及缺乏透明度，以致一旦资金逆转，市场便容易变得不堪一击。此外，外资较本地资金灵活善变，对市场气氛及政策转变的敏感度亦较大，因此新兴市场实行宏观经济政策所受到市场运作纪律的制约，可能会较已发展市场所受的严苛。以美国为例，它的往来帐赤字高企，许多人本来都认为赤字这样庞大，应该无法持续下去，但事实是这情况至今已持续了好一段时间，换了是新兴市场，很可能早已崩溃下来了。 2
这正是我认为大部分亚洲新兴市场所面对的两难局面──开放金融体系及面对金融不稳定。此外，个别金融体系的规模及开放程度与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互为影响，因此每个金融体系都面对独有的风险，亦令亚洲新兴市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亚洲经济体系在许多方面仍然有很大分别。不过由于区内贸易及跨境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区内经济融合的程度不断提高，经济体系之间日益互相倚赖，出现连锁反应的可能性亦日益增加，各经济体系的命运互相紧扣。因此大家都作出深刻的反省，可惜的是经济体系各自而不是集体进行反思，以致未能就制定地区性的长远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当然，亚洲新兴市场在许多面其实亦取得不少进展，例如改善企业管治，我不希望忽略了亚洲经济体系在这个重要的微观层面，透过推动个别机构与市场纪律及运用监管措施所取得的成果。亚洲新兴市场亦在推行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纪律大为改进，甚至引来过分保守的批评，尤其是有关维持庞大的经常帐盈余及累积庞大的外汇储备，都无助解决全球失衡的问题。个别经济体系所采取的这类行动，反映本身不同的处境，及不同的关注重点。我相信这些行动最终有助改善亚洲新兴市场所面对的两难局面，不过问题是单是这些行动是否足以减低亚洲新兴市场出现金融不稳定情况的可能性。我的答案当然是不足够。不过，我在提出心目中的长远解决方案前，先向各位讲述亚洲新兴市场四个有趣而又与维持金融稳定关系密切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我称之为「药水胶布」现象，即治标不治本的情况。正如我所提及，从1997至98年金融危机汲取的经验可见，在影响亚洲新兴市场金融稳定的许多因素中，以市场规模及开放程度最为重要。市场规模当然无法一蹴即至，使细小分散的市场一下子扩大至有足够能力承受国际资金波动带来的冲击。在此情况下，有关方面私下对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持较审慎的态度，这令人感到有点可惜。大家当然都留意到有个例子的做法是再度实施外汇管制，以捍卫汇率，避免金融系统受到极度(有些人认为是不必要的)压力。结果金融稳定迅速重现，证明此举颇具成效，而且迄今有关经济体系的整体表现仍得以持续，可算是更有力的证明。此外，由于国民储蓄率高，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需求本来就不大，但这类投资并没有因为上述措施而受到影响。事实上，经历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后，马来西亚仍然是成绩斐然的经济体系。
相比之下，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亚洲其他较细小的新兴市场，它们采取较不显眼但却普遍的做法，就是逐渐收缩金融开放程度。具体上，这些市场按需要施行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措施，再辅以监管权力，以规管资金流入及流出。这些措施有两类：一是视情况需要限制本地货币的换入或换出；二是同样按实际情况限制本地及外资银行扩大其本地货币的资产及负债的能力，如有需要更会选择性地施行这些限制，其中可能会针对某特定类别的市场人士或活动。1997至98年金融危机后迅即被普遍采纳的一项措施，就是规定如无当局批准，非居民借入本地货币的贷款不得超过指定限额，从而减低借款人为任何理由沽空本地货币的能力。我称此为「新加坡程式」。它多年来成效超卓，有助新加坡维持金融稳定，只是近期当局已放宽有关限制。鉴于近期外来资金重返区内若干经济体系，有关方面已实施新措施，限制非居民持有或借取本地货币的存款或贷款。
若不计算日本在内，亦不包括澳纽这两个重要的经济体系，现时亚洲对金融开放确实存在某种形式的、程度不一的限制，而这些限制可能并不见于欧洲及北美的已发展市场。芸芸经济体系中，唯一贯彻奉行金融市场最大自由度的就是香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必须「保障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经营自由」(第一百一十条)及「保障资金的流动和进出自由」(第一百一十二条)。《基本法》亦规定「不实行外汇管制政策」及「港币自由兑换」(亦载于第一百一十二条)。
我们信奉金融自由，其中包括资金可以在全球自由流动，另亦相信全球分配有限的资金会更有效率。为了维护这项自由，我们在1998年采取了相当触目而在当时来说极具争议的入市行动，确实有点讽刺。从维持金融稳定及图利的市场准则来看，这是一次成功的行动。现在当然不宜讨论当中的细节，我只想说当局有责任确保自由市场不受操控，还有是当自由市场可能威胁到公众利益时，政府干预有时是无可避免的。即使进行干预，我们仍没有背弃金融自由的原则。但区内个别经济体系为了维持金融稳定，被迫采取种种临时措施限制金融开放，我们坚持金融自由的信念反而令我们与大势背道而驰。这些经济体系推出的各种临时措施就是我所指为维持金融稳定而采取的「药水胶布」式方案。我衷心希望这只属暂时的现象，不久亚洲新兴市场便会重回开放金融的轨道。
跟着我要谈第二个现象──中国现象。中国内地作为亚洲大部分出口商品的制造基地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区内其他经济体系则负责供应原材料、半制成品及机器。事实上，亚洲区内贸易占其总贸易的比重已约达五成。 3 虽然这当中不少加工贸易仍是为了满足亚洲以外的进口需求，4 但亚洲对已发展经济体系的最终需求的倚赖程度正逐渐减退，而且相信这个情况在未来一段时间仍会持续。5此外，中国内地凭着迅速增长的往绩及秀丽的前景，区内的外商直接投资不禁趋之若骛。对区内多个经济体系来说，中国内地已是它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及对外直接投资地点。若有适当的机会，区内对中国内地的组合投资亦需求甚殷，举例说，它们可以利用香港股市来进行这类投资。中国内地在全球(尤其亚洲)经济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而这种牵一发动全身的效应将会愈来愈明显。
基于这个原因，相信最少在区内央行官员之间会有个共同看法，就是中国内地的金融稳定，是影响亚洲新兴市场金融稳定的重要因素。尽管与贸易融合相比，亚洲的金融融合程度远低得多，以致金融连锁效应确实会循哪些途径扩散仍不大清楚，但上述因素依然存在。中国内地实行资本管制，因此至少在理论上其与亚洲其他新兴市场之间不会出现组合投资流向，金融连锁效应应该会较低。但投资银行界技高智巧，自能建立相关联系，使连锁效应迅速扩散。亚洲新兴市场经济融合提供了理想的机会，让各种创新的金融产品可以登场，有助规避管制的约束，并可作为对冲风险的工具。因此，即使不清楚亚洲新兴市场的金融连锁效应会依照怎样的途径来扩散，但普遍预期这些连锁效应是相当大的。再者，在连锁效应的影响下，金融危机未必会在源头爆发，实际情况往往可能是某人打个喷嚏，其他人却感冒了。
亚洲其他新兴市场非常留意中国所面对的金融稳定挑战，可惜大家对此所知不多，能发挥的影响更小。外界观察中国内地往往担心它的银行体系基础薄弱，并指出不良贷款率偏高及资本充足比率偏低(有人甚至说实际是负数)。国内金融中介活动主要透过银行体系来进行，若内地银行要在自由市场竞争，便可能会产生极大震荡，而且影响不单局限在金融体系，更可能触及其他层面。幸好至少暂时来说，中国内地的银行不像在市场经济下的银行，受到同样的市场规律约束。就我记忆所及，中国内地的一般存户从没有蒙受过损失，因此存户深信不疑银行会一直得到国家支持。 6因此，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中国内地发生像我们熟悉的一类银行体系危机的机会应该是很小的。
问题是正当中国内地继续推行大家都积极支持的市场及银行体系改革，这种风险会否以后都这样低。这个问题对负责维持金融稳定的官员来说尤其重要。我相信这不独是中国内地当局要思考的问题，连与中国内地高度经济融合的地区当局亦要面对。老实说，我相信风险不会再像以往那么低。市场规律可以非常严苛，对全球化下的新兴市场来说更是不能小觑。鉴于中国内地市场规模庞大及对其他市场的影响，它在开放金融体系的同时，亦需妥善管理金融不稳定的风险，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敢说这不单是中国内地的工作，亚洲其他新兴市场亦要面对。到底是各家自扫门前雪，只求遏止本地市场可能受牵连的机会，还是主动透过适当援助与合作，协助中国内地有效完成这项工作，抑或两者兼用，是个别经济体系本身的选择。事实上亚洲新兴市场内任谁都不可忽视中国现象对维系金融稳定的重要。
第三个现象是汇率现象。1997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其中一个结果，就是亚洲多个经济体系改行较灵活的汇率政策。这对加强金融稳定是否有帮助还未能肯定。理论上我们似乎很难否定在经济调整方面有额外自由度的好处，但其实此举可能会牵涉严重的过度调整，这又是否所有经济体系都承受得起？此外，经常帐差额与汇率的关系是否总是每个经济体系都一样，以致汇率调整能成为纠正对外收支失衡的灵丹妙药？可惜的是，这些问题并没有人问及，即使问了亦会被一些基于狭隘的政治目的，只顾双边贸易失衡不理多边形势的叫喊所淹没。在助各位在欧元诞生时弃用原有的货币，并实行固定汇率多时，我深信大家都能充分体会我上述的看法。
但灵活汇率其实不一定代表汇率就会由市场自行决定：大多数亚洲新兴市场货币的灵活汇率，其实都是当局透过灵活式干预将汇率定在对其最有利的水平。这种做法可以从它们暂时累积所得的庞大外汇储备反映出来。我不打算谈其中可能涉及的理由或策略，我只想指出一点：假使再度爆发金融危机，此举可能会提供较大保障。从近年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个维持金融稳定的方案是可以理解的，但我担心这并非「长治久安」的对策，情况就像当前全球失衡或美国对外收支失衡一样，总不能长久维持下去。其实这正是反映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我不会谈失衡问题最终可怎样解决或解决过程中可能造成的不稳定，这些课题在多个国际金融论坛的场合已被详细讨论；由于欧元是另一种主要储备货币，这些课题尤其与欧元区有关。在这里我只想指出有两方面可能会影响到解决失衡问题的过程。第一，在灵活的汇率政策下，尤其当汇率面对升值压力时，亚洲新兴市场负责管理外汇储备的个别基金经理在货币组合方面，相信会比在与美元挂勾的固定汇率政策下采取更为主动的策略。第二，由于部分亚洲货币的利率高于美元，所以在抵销累积储备上升所带来的影响时，有关成本上升，这亦促使有关方面更积极管理外汇储备。亚洲新兴市场及日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 7，如果其投资模式有重大变动，无论是否因采用更灵活的汇率政策而引起，都可能会促使全球外汇市场呈现新的或至少是不同的局面。此举会令亚洲新兴市场在维持金融稳定方面面对额外挑战。
亚洲新兴市场的货币管理当局都知道这些情况，亦了解它们还面对许多其他挑战。它们也知道随着贸易发展及经济融合加深，它们互相倚赖的程度不断提高，最终需要互相合作。这正是我希望提出的第4个，亦是最后一个现象。国际间有一个很庞大的双边及多边组织网络，它们都回到基本去，并至少就两个对维持亚洲新兴市场金融稳定极为重要的项目达成共识。第一项是需要普遍地促进更有效率的本地金融中介机制，以及在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系之间进行更多金融中介活动，而不要过度倚赖由已发展市场将本地储蓄再循环或转化为流入的海外组合投资。已发展市场的对冲基金及机构组合投资基金由灵活多变的国际投资银行管理，它们各有其投资目标，因此与这些基金相比，本地储蓄当然比较稳定、影响力较轻微，采取狙击型策略的可能性亦较小。第二项比较具体，就是需要透过发展债务市场，令金融中介渠道多元化。
有关这方面的组织以及行动方案林林总总，数目有如亚洲经济体系一样的多。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主要出现三大合作方案，分别是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 8的亚洲债券基金方案、东盟+39的亚洲债券市场方案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证券化及信用担保市场方案。根据这些方案，个别经济体系会致力发展本土债券市场及市场基建。这些措施最终应可统一区内债券市场的法律、监管及税务制度，为发展合一的亚洲债券市场奠下基础。此外，各有关方面亦进行研究，探讨建立如亚洲区评级机构及结算支付系统等地区基建，是否可行及适切。
我不希望看轻这些合作行动，亦不想低估这个无论在经济发展阶段、文化、地理、经济开放程度、规模以至政治结构等方面都不一样的地区内推动金融合作的难度。事实上，迄今大家已取得不少成果，相信这种合作会继续深化，并会有更明确的目标。不过金融市场往往会令人出奇不已，而且通常都是不愉快的经验。要维持金融稳定，我们必须在这场金融游戏里处于领先地位，千万不可落后。可是亚洲新兴市场过去的表现不太理想。我认为在考虑到有关的复杂情况后，亚洲新兴市场的合作行动并不足够。
现在就让我转到较早前提及的长远解决方案──货币联盟，相信各位在欧洲的人士对此都相当熟识。我曾指出相对于国际资金，亚洲新兴市场规模细小，在金融全球化的影响下，金融体系容易出现不稳定的情况，以致它们要采取「药水胶布」式的权宜措施，限制金融体系的开放程度。若大家同意这个论点的话，那么其中一个长远策略就是建立一个规模较为庞大的合一市场，能够承受国际资金所带来不稳定的影响，以及透过加强合一市场的金融中介活动，以减低对国际资金的倚赖。换言之，为达到整体金融稳定的目标，亚洲新兴市场应考虑建立货币联盟。
不过，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据我所知，亚洲各地的有关当局并未就货币融合或货币联盟展开任何正式及认真的讨论。当然，区内的确已有一些金融合作措施。第一是由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在1995年11月推出的一系列双边掉期安排，透过以美国国库债券为抵押品提供美元流动资金。第二是日本在1997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的概念，但在部分主要经济体系反对的情况下，有关提议并没有达致任何成果。第三是东盟+3在清迈方案下推出的一系列双边掉期安排（美元与本地货币之间）。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亚洲建立货币联盟的理据并未明确。我相信部分人会怀疑，为了达到整体金融稳定及提高金融中介机制的效率，而要放弃对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这种代价是否值得。尽管1997至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但部分人仍可能会觉得亚洲表现不俗。他们可能会认为，国际金融在全球化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可以透过宏观经济纪律及建立稳健的制度来加以控制，以及透过加强监察及明智地对开放金融体系施加限制而予以驾驭。
事实上，区内经济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分别，以致要在亚洲建立欧洲式的货币联盟似乎非常困难。不过，在组成货币联盟之前，是否先要经济趋同？抑或我们可以透过某种形式的货币联盟或融合或合作，迫使区内经济趋同？与欧洲的情况不同，在组成货币联盟之前，相信亚洲并不会有区内货币支柱。即使有货币支柱，亦很可能是美元，即区外贸易伙伴的货币。当然，美国仍然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其相对重要性正在减弱。亚洲应否设立货币支柱？是否可能将区内货币按固定兑换价与一个合成的浮动亚洲货币单位挂勾，并以此作为支柱及过渡至货币联盟的临时措施？我们是否要待另一次金融危机出现，才会更为专注研究这个课题？最后会否是区内其中一种货币成为货币支柱？我想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欢迎各位在货币联盟方面富有经验的人士提供宝贵意见。
就让我以此连串问题来结束这次演讲。据我所知，有关欧洲货币一体化的Werner计划早在1970年提出，但欧洲货币联盟在29年后才成功建立。我个人认为一些历时这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最好能及早开始。同时面对一些历时这么久才能完成的事情，我们大可以加多点想像力。多谢。
1 见Charles Goodhart于2004年6月27日题为「金融稳定的新方向」的讲座，网页为www.bis.org/events/agm2004/sp040627.htm。
2 美国的经常帐赤字自2002年以来已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4%，在最近两季更升至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
4 根据金管局的内部研究显示，区内贸易中约56%是为了满足已发展经济体系的需求的加工贸易，44%则为满足区内需求的贸易。
5 对已发展市场的倚赖相信会逐步降低，原因是区内需求增长以及区内的贸易壁垒在自由贸易区下逐步瓦解会日益带动区内贸易。
6 中国的Regulation on Revoc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载有条文，保障自然人的合法财产。该项规定实际上强制有关当局在发生金融机构倒闭事件时赔偿个人的经济损失。
8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会议由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共11家中央银行及货币管理机构组成，包括澳洲储备银行、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印尼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韩国中央银行、马来西亚中央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菲律宾中央银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及泰国中央银行。
9 东盟由10个国家组成，包括汶莱、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及越南。「东盟+3」则包括中国、日本及韩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