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译本）
本文摘译自金融管理局总裁陈德霖2015年4月10日于香港大学狄比纪念讲座发表的演辞。
电影《一九四二》以1942年左右河南一带大饥荒作背景，无数灾民流离失所，卖儿求生。在生活相对富足的现实世界，其实很多社会正不自觉地典当自己的孩子。关键词是「债务」。
二战期间，为支付战争的庞大开支，交战诸国政府大额举债，平均债务高达GDP 200%。战后重建，到了1970年代，政府债务降至GDP 30%以下，私营部门债务则逐步上升至GDP 85%。但随后三十年，发达国家的公、私营部门债务以远超经济和收入增长的速度急速膨胀，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债务总额高达GDP 290%。危机爆发后，美、欧、日各国政府债务仍有增无减，数以万亿美元计地往上叠。
发达国家公共债务急增，反映政府开销无度，缺乏财政纪律。大多数欧洲国家长期推行赤字预算，平均每年财赤达GDP 3-8%，只能借贷度日。美国联邦政府基本上是连年入不敷支，1980年代至今财政赤字平均占GDP的3.2%。这些国家唯有不断以新债养旧债，填补财政缺口。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推行量宽政策，资金泛滥，人为地压低息率，一些欧洲国家的短期国债甚至出现负利率。这种扭曲的现象令银行存款利息似有若无，国债回报缩水，变相「惩罚」审慎的储蓄者和退休人士。
债务有其积极的作用，当政府借贷去投资基础设施或培育人才，其回报就是未来生产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但如果借贷用于消费、作没有价值的投资或滥发福利，那就是另一回事。
发达国今天债台高筑，是过去30年「洗脚不抺脚」的结果，成因甚多，其一是许多民众觉得经济繁荣是必然的，美好生活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这种观念催生超前消费，并误以为主权债务危机只会发生在发展中经济体身上。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姑且称为「集体不负责任」症候群。当一名选民对承诺上台后大洒金钱的政客投下一票，他只是为数众多的选民之一，投票不记名，不管结果为何，选民都毋需直接问责，容易造成向短期民粹政策的倾斜，种下中长期难以持续的财政苦果。
摆脱政府债务危机是非常困难和极度痛苦的过程。困难在于没有其他捷径或容易的方法解决过度借贷，去杠杆化是唯一途径。第一，政府必须实施可靠有效的计划去整固公共财政减少开支，增加收入。第二，在削减预算的同时，尽量用好有限资源，投放在基础设施或有效投资，恢复经济中长期稳健增长。第三，推行结构性改革，加强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市场的灵活性和容量，以提高经济及劳工的生产力和竞争力。
痛苦在于去杠杆化会导致短期经济衰退，资产价格下跌，失业率上升，个人、企业和政府收入下跌，是苦不堪言的猛药，民众对的强烈反弹应是意料中事。1997年香港过度杠杆的楼市泡沫爆破，一年间GDP收缩9%；1997年10月至2003年7月，楼市累积下跌了66%；本地消费物价指数五年间下挫16%；失业率飙升至2003年6月的8.5%，是香港有失业率统计以来的高位。面对如此逆境，香港人迎难以上，凭团结和斗志，推行改革和调整，令香港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础更为稳固，安然渡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欧债危机。
新兴经济体，包括近日家庭债务占GDP比例创历史新高的香港，要从发达国家近年的错误中汲取教训，在家庭、企业、政府层面，切戒先花未来钱的思维和习惯。香港更应小心「集体不负责任」思维，对于一些中长期财政上难以为继的公共政策必须慎之又慎，否则无异于典当我们的下一代。这需要香港人的智慧以及领袖们的勇气和本领去应对与日俱增的「开水喉」压力和诱惑。香港人口结构正急速老化，尽管政府财政仍有盈余，但十年内将出现结构性预算赤字。
当代人花费无度、债台高筑，极大可能要由未来一代接一代地承担代价，承受痛苦。如果我们不希望像某些发达经济体一样典当我们的下一代，就不应留下如山的债务给他们处理，而是以负责任的态度，避免公共政策背离政府长期建立的审慎理财原则。我们这一代不但要避免寅吃卯粮，更要像父辈一样，作好牺牲眼前利益的准备，为香港长远发展铺路，为子孙后代着想。
香港金融管理局
总裁
陈德霖
2015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