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深思熟慮推行改革防範問題發生，往往較危機出現時才採取補救措施來得更有成效。
不論是金融體系或監管架構層面的金融改革，往往都是針對個別金融危機而推行的。這是不少地區的實際經驗，而當中原因不難理解：金融體系持份者大多傾向維持現狀，保障自己的利益。只有危機當前，持份者利益受損，普羅市民或特別是某些階層大受影響，一些結構性問題才會顯現出來，當局也因此被迫着手改革。
以上情況雖然很常見，但也有例外，香港不少金融改革便屬於後者。由於這些改革並非針對個別危機而推出，因此大家可能較少留意或關注它們的重要性。我們也較難估計若非採取防範式改革，而只是強調事後補救，究竟會有甚麼後果。儘管這樣，我們也不能基於這個理由，就只著重金融危機出現後才推行改革，況且，這類改革也不見得一定比風平浪靜時推行的預防性改革來得重要。
自1982年我從事貨幣金融管理的工作以來，香港金融改革次數之多、頻率之高，與其他地區相比實屬少見。在這期間我有幸參與或主理過的改革例子有很多：有些是針對個別危機而推出的，主要包括因應80年代銀行危機推出的銀行業改革，以及因應1997至98年亞洲金融危機推行的7項有關鞏固貨幣體系的措施。然而，並非針對危機而推出的金融改革為數其實更多，包括：在1988年政府取得對「總結餘」（貨幣基礎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控制；於90年代初推出「外匯基金票據及債券」計劃，作為有效的貨幣政策工具；於90年代引入宏觀審慎銀行監管模式；於1996年實行銀行同業「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有效防止同業市場因個別銀行出現支付困難而產生連鎖效應；與此同時，政府取得對貨幣基礎更直接的控制；以及於2005年內地當局擴大人民幣匯率彈性之前率先推出「強方兌換保證」及「兌換範圍」，對貨幣基礎實行更規範化及具透明度的控制，藉此強化貨幣體系。此外，我們也在平日作出仔細的應變部署，以便一旦爆發危機時啟動，將損害減至最少；例如臨時流動資金安排、「備用銀行資本安排」，以及百分百存款擔保，都是因應當前全球金融危機推出的預防性措施。
我個人寧選防範，而非補救式的改革。但世上無人可以預見金融體系所有不足之處，不論這些不足是否會帶來結構性的影響。金融創新所提供的高回報為金融機構帶來不斷創新的誘因，但同時亦令監管當局更難以預早掌握一切。雖然當局無法確保任何時候滴水不漏，無懈可擊，但我們的目標是時刻盡力做到最好。在這方面，我縱或有點「偏心」，但我認為金管局取得的「擊球率」較大多數監管機構都高。面對這場歷來罕有地嚴峻的金融危機，香港的貨幣及金融體系依然穩健，運作如常，已是一大明證。當然，我們仍不能稍有鬆懈，反而保持高度警覺，尤其壓力當前更要自我警醒，全力以赴。
面對這場全球金融危機，歐美等不同地區都正在醞釀金融改革，香港的正確態度應該是密切注視，而不應盲目依從。全球金融危機凸顯了眾多金融監管模式都有其缺點，同時也反映本港目前的模式有其過人之處，不正是清楚告訴我們這個道理嗎？
任志剛
2009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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