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金融史上，1983年9月是一段異常動盪的時期。不過，這次危機亦為香港帶來了新開始，促使其逐步建立穩健的貨幣制度及具有公信力的貨幣政策。
約20年前的這段時間，香港陷入了困境之中。由於市場對香港政治前景的憂慮加深，港元在實施浮動匯率制的第9年的最後一個月裏急劇貶值。其實港元在1982年已開始大幅貶值，在1983年9月的兩個交易日內更合共再下跌15%。由於當時香港沒有任何貨幣管理機制可言，即是說政府當局實際上無從控制匯價或貨幣基礎，因此港元的跌勢似乎是一發不可收拾。超級市場開始出現人龍，白米以至廁紙等日用品瞬間被搶購一空。在一、兩家銀行有另一形式的輪隊悄悄形成：以支票形式大筆提取銀行同業信貸額度及存款，又或說要在銀行分行提取現金及兌付支票。另一方面，銀行一直以來直接或間接對物業市場承擔極高風險，物業價格波動會對銀行體系造成很大影響，因此物業泡沬爆破令銀行業的穩定受到更大威脅。當時我們並沒有對銀行在住宅按揭貸款方面設定七成按揭風險指引。上述種種因素加起來，香港無可避免地陷入了其中一場有史以來最嚴峻的貨幣及銀行業危機中。
事隔20年回望這次事件，作為一直在前線工作的我，實在百感交集。說它「棘手」，都只能稍微道出當時的實際情況。雖然我的記性不大好，但1983年9月的事件仍然歷歷在目。2003年9月一個寧靜的星期六早上，我坐在辦公室裏，希望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頻頻外訪之前，可以多寫幾篇專欄文章備用，腦際難免泛起廿年前段段的回憶：街上的人木無表情、超級市場貨架空空如也、不停接到希望可以打聽內幕消息的電話（當然全部被我斷然拒絕）、我們向代理銀行下達數額越來越大的外匯買盤以支持港元、當時的金融科辦事處海富中心24樓的走廊鴉雀無聲、最後離開的同事用力關上辦事處的大閘、記者們長駐樓下守候消息……，這些情景仍然深印腦海，難以忘懷。我當時自問：有甚麼辦法可以阻止這次危機發生？危機過後，我仍然多次思考這個問題。
經一事，長一智；我們從危機中汲取教訓。香港當時固然沒有有效的貨幣管理機制，但我猜想即使有，亦未必能加強人們對港元的信心至足以防止危機發生。不過，我深信如果有穩健的貨幣制度及金融基建，以及有具公信力的貨幣政策及貨幣管理當局，肯定會有幫助。因此待事件平息後，這一直成為我主要關注的事項之一。然而，每場危機都有其獨特之處，因此即使貨幣改革使我們能應付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我們仍然要努力不懈，務求在貨幣管理的領域上處於領先地位。沒有空間行使酌情權的貨幣制度當然可提高制度的公信力，不過運作具透明度，讓公眾能監察我們的工作，以及在有需要時能清楚交代我們行動的原委，亦有助建立公信力。然而，即使有最詳盡和嚴謹的應變計劃，仍然會發生意料之外的事件，當意外發生時，我們必須能以迅速、專業、果斷及能夠贏得公眾信心的方式應變。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需要對金融市場的變化有深入了解，並要掌握專業技術。因此，金管局極其着重經濟與市場研究。
面對當前不利的經濟形勢，其中部分更是香港特有的，貨幣與銀行體系所面對的風險有所增加，我們必須加倍留神。我們需要穩定的貨幣與金融環境，才能更有效解決香港目前面對的問題。我相信與20年前比較，我們現在應付危機的能力提升了不少，但金管局不會自滿，我們會繼續盡最大努力，務求做到最好。
任志剛
200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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