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末我在入伙不久的新居，花了些時間收拾搬屋時封存了的舊東西。在寧靜的環境中，翻閱多年來的剪報，腦海不禁泛起許多回憶。其中有一件發生在1983年某個周末的舊事，我想在這裏跟大家一起分享重溫。
那天是1983年9月24日星期六，上午港元兌美元匯率跌至9.60的低位。由於香港經濟正受着政治前途不明朗的因素影響，市民信心受到動搖，而當時港元匯率是採用自由浮動制，貨幣政策並沒有明確的目標。在此情況下，港元因而迅速滑落。連同上日的跌幅計算在內，港元在兩日內大約下跌了15%。為怕港元匯率繼續下跌，市民紛紛湧到超級市場搶購貨物，所有貨品，由白米以至廁紙等，幾乎全被搶購一空，情況頗為混亂。
我還清楚記得早在前一晚接受香港電台某個一小時長的晚間節目訪問時，我曾作出呼籲，強調港元不會有問題，並請市民放心，但誰知翌日竟鬧起搶購荒來。
我當時是首席助理金融司，負責協助副金融司黎定得(Tony Latter)工作。沒錯，他正是今年初重返香港，出任金管局副總裁的黎定得。黎定得在1983年7月曾撰寫過一篇關於香港貨幣政策的內部文章，當中論及應否考慮重新採用固定匯率制度，規定發行和贖回港元鈔票必須要有美元支持。
在9月24日星期六早上，當時的金融司白禮宜(Douglas Blye)跟黎定得一起作了冗長的形勢檢討。他們決定把黎定得的構思交由各有關方面的最高層人員立刻進行詳細研究。我沒有參加這個形勢檢討，因為有一間本地註冊銀行正出現債務問題，令我忙於準備政府接管銀行的文件。
其後，他們通知我要安排在翌日早上，跟匯豐和渣打兩間發鈔銀行的最高層代表開會。當時，我真的忙得透不過氣來，既要籌備秘密會議，又要接聽家人和親友電話，在竭力制止他們加入無謂的超市搶購潮之餘，還要熟習立法局三讀通過有關接管出事銀行條例草案的程序。但我知道當時的形勢非常險峻，星期日開會的目的其實是要討論黎定得提出的固定匯率建議，若要避免港元暴跌殃及其他經濟環節，我們必須在星期一開市前作出一些決策性的公布。
星期日早上，我們數人帶着疲乏的身軀，齊集當年金融科位於海富中心第二期24樓的會議室。當時的形勢非常明顯──除了再度實施固定匯率制度外，已別無他法。但大家對計劃執行起來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卻仍有一點懷疑。為了審慎起見，我們決定先聽一下一位曾經提出過類似構思的業內人士的意見。這人正是祈連活(John Greenwood)，他當時曾經讓我們先睹一篇他將於《亞洲貨幣監察》刊登有關固定匯率制度的文章。於是我們便馬上邀請他前來邊吃午餐邊開會，為我們講解他的構思。
午餐很遲才送到，原因是我的秘書工作過勞，筋疲力竭，在為我們購買午餐的回程中，突然在電梯內暈倒，過了半小時後才被發現。我們後來終於拯救了這位可憐的秘書，以及電梯地上的三文治。然而，我深恐此事會打擾會議的進行，及影響各人胃口，所以一直保持沉默，沒有驚動大家，直至會議過後才讓大家知道。這大概是我對這個重要會議可以順利進行的唯一貢獻吧！
聽過祈連活的講解後，我們在下午仍繼續私下討論，經過反覆思量後，終於決定採納黎定得的計劃。而政府在當日傍晚亦隨即發出新聞稿，宣布將會推出一個令匯率回復穩定的方案。雖然新聞稿撰寫得比較隱晦，但亦成功令港元匯率在9月26日星期一穩定下來。此外，立法局於9月27日星期二的特別會議中，一次過三讀通過了接管銀行的法例，使政府當日亦順利接管了恒隆銀行。
之後，再經過3個星期的複雜籌備和規劃，進一步徵詢意見，以及取得所需批准後，財政司彭勵治爵士於1983年10月15日星期六公布聯繫匯率制度的詳細內容，並定於10月17日星期一開始正式實施。當時出席記者會的還包括白禮宜、當時的政府經濟顧問馬敬廉(Alan McLean)和我。
聯繫匯率終於順利誕生。但黎定得卻未能出席記者會，原因是跟聯繫匯率一起誕生的尚有他的第二位千金Eleanor。她正好在10月15日早上出世。不知道兩個新生命，哪個最教他手忙腳亂呢？相信只有黎定得才知曉。
任志剛
1999年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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