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剛,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校長先生、各位麥克里大學的成員、各位畢業生、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對上一次有機會穿上學士袍是29年前，亦即1970年。當時我是香港大學社會科學院的首批畢業生之一，並且很幸運獲得經濟學及統計學的榮譽名銜。那時候能夠成為班上最優秀的學生之一，自然會感到雀躍。但時至今日，我不得不承認我當時其實有點懷疑自己得到那個名銜是否實至名歸。原因很簡單，經過3年孜孜不倦的學習，我對怎樣可以改善香港經濟仍然感到茫無頭緒。如果這是個經濟研究員必須解決的課題(儘管這個研究員只拿了個學士學位)，那麼我最多只能取得「推薦合格」，跟榮譽名銜實在沾不上邊。
當時我一位舅父在我畢業時提出的忠告，更增加了我這份焦慮。我當時懷著熱誠，立志要為香港人做點事，他聽後婉轉地勸我說，香港經濟主要有賴「無形之手」推動，經濟研究人員實在無用武之地。即使是需要管理經濟的地方，亦會由當時殖民地政府的少數外籍高級僱員來負責，而他們並不會起用土生土長、剛從大學畢業出來的經濟研究員。這位世伯認為以我的身形和當時仍極之良好的視力，我最適合加入警隊擔任督察。他認為維持法紀帶來權力和光榮，更毫不諱言這是升官發財，扶搖直上的大好機會。他又提醒我，以我預科成績平平仍能考進大學，純粹由於競爭不大。據他分析，我是屬於二次大戰後首批出生的嬰兒，剛好填補了大戰帶來的人口真空。此外，60年代後期中國內地文化大革命使人擔心香港的社會治安問題，我同輩中家庭環境較好的紛紛跟隨父母移居外地，亦使我間接受惠。
我當然很感謝這位世伯的肺腑之言。然而，儘管我本身家境不算富裕，升官發財卻不是我所追求的東西。但在理想與現實之間，總要有個妥協。於是，當我知道統計處有統計主任的空缺後，便立即申請，使我有機會加入公務員行列。大學裏有位經濟學講師，3年來對我春風化雨，現正任職於世界銀行。當時他知道了我這個決定，也許會感到失望。但這份工作薪水不差，而且由於當時政府毋需僱用經濟研究員，這已是唯一最能讓我學以致用的差事了。
事實上，就連經濟統計數據，當時政府也覺得並不需要。即使需要，亦僅是為了應付政府一般行政衍生出來的某些職務，例如收稅、實施外匯管制和對某些商業活動作出僅有的少量監管。在這方面，當時竟有位政府高級官員提出經濟統計的需要的意見，現在回看，也是挺有意思的。那時候某位立法局議員要求財政司郭伯偉爵士收集本地生產總值的數據，他聽了答道：「香港一向運作暢順…政府對經濟運作發揮的影響非常小，因此制定政策時根本不需要收集這些數據。」他又補充：「事實上，我們對收集數據應抱保留的態度，因為恐怕收集了各類數據後，可能會倒果為因，變成鼓勵推出一些目的在於直接影響經濟的政策。」
今時今日我們很難同意他這說法，但我亦要多謝他對經濟政策提出這樣極端的意見，原因是他這樣保守的立場，正好造就了他退休後各方要求提供經濟資訊的條件。提供資訊令人更易掌握和認識社會經濟，但亦暴露了資訊缺乏下的不足，加強人們追求更多資訊的欲望。多年來，歷任財政司都能善於利用這種連鎖作用。從有關記錄清楚可見，這亦成為了香港建立起優質理財原則和技巧的基礎。在我擔任公職人員的生涯裏，由以往出任過的統計主任和經濟主任，以至現在的金融管理局總裁，我很榮幸有機會參與這個過程。
在工作層面上，我們差不多是在一張白紙上寫下香港金融政策的藍圖。此外，當時的社會大眾普遍都較為諒解政府決策，並且在聽取了政府的合理解釋後給予支持。在這情況下，某些符合廣大市民長遠利益的審慎政策，即使會帶來一些短期的痛楚，也都可以成功推行。此外，以往在作出決策前，社會上都有進行健康討論的適當空間，人們會分析政府是否有充分理由干預宏觀或微觀層面的經濟運作，或是應完全任由市場力量主宰。再套用郭伯偉爵士的一句話，「許多經濟環節的運作機制十分敏感，官僚架構最好還是不要笨手笨腳指指點點，而是像19世紀的時候留待『無形之手』來指揮」。這觀點到了他的繼任人夏鼎基爵士手中，更加發揚光大，成為了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自此以後，這項政策在香港一直行之有效。
人們都很熟悉積極不干預政策的主旨，但卻經常忽略了它的一項重要原則。由於我有份參與制定和推行這項政策，我可以在這裏指出，這項原則就是即使實行積極不干預政策，政府仍有責任本著公眾利益，採取果敢的決定，以處理無形之手無法處理的事情。翻查歷史，政府決定不插手的例子當然有，但亦不乏按照實際需要出手干預的時候，甚至為此引起爭議（包括採取措施糾正金融市場運作失效）。但這是可以理解的。不論您只是冷眼旁觀，抑或大力支持香港，當政府在全世界最自由的市場裏進行干預時，大家感到懷疑是在所難免的。尤其是如果您仍未有機會了解干預行動背後的原因和充分理由時，這種態度更加可以理解。
此外，在香港逐漸民主化的推動下，市民對討論各種各樣公共政策的熱心程度不斷提高。香港以往曾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參與英鎊區的，但自從這個制度在1972年取消以來，香港貨幣政策再無受到任何機制或手段的限制，因此貨幣改革辯論的空間便更大。到了80年代初，香港受到政治前途不明朗因素影響，人們對當時浮動的港元信心大受動搖，沒有健全貨幣機制的弊處便被完全暴露出來。到了1983年當局才決定將港元與美元掛鉤，實行固定匯率制，並著手解決貨幣管理其他不善之處。
時至今日，這個貨幣改革的過程仍不斷進行。由於金融自由化和資訊科技發達對金融領域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國際金融的發展一日千里，這亦帶來了許多新挑戰。這些挑戰對任何容許國際資金自由進出的金融體系及其金融機構的穩健性，都帶來了考驗。缺乏穩固基礎和實力的，都受到嚴重衝擊。由於國際金融事業的發展規模已超出了國際金融架構可以容納的地步，即使以往一直採取審慎政策的金融體系和機構，都因為本身相對較小的規模和開放程度而受到衝擊。香港作為細小和開放的市場，已親身經歷了這一切。香港回歸前後引起的憂慮，加上《基本法》寫明要致力發展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都增加了維持香港貨幣金融穩定的複雜性。
面對上述種種挑戰，公職人員為維護公眾利益，才智技巧、反應潛能無一不受到嚴峻的考驗。我能夠參與這項工作，近年更負責主管有關政策，實在是我擔任公職工作以來最寶貴的經驗。未來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盡快處理好各方在地區和國際金融事務上的種種分歧。國際金融波動過大，透明度不足，提高公開資料的標準和加強監管，已是不可缺少的對策，否則將無法妥善應付國際金融領域急速膨脹的現實，亦會妨礙金融自由對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和發展的貢獻。
澳洲和香港在推動國際金融架構方面一直齊心並進。而麥克里大學又是澳洲的優秀學院，並以經濟和金融科目聞名，因此能得到貴校重大的鼓勵，使我感到特別高興。與我29年前所穿的學士袍相比，今次這套帶來的殊榮更顯珍貴，亦鞭策我要更奮發努力。最後，我衷心恭賀所有今日在麥克里大學畢業的同學。大家經過麥克里大學的培育教導，日後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不論擔任何種崗位，都已具備充分的條件迎接國際金融環境種種新的挑戰。多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