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香港的定位和前途

各位嘉賓：

香港的繁榮是靠借來的時間和地方？ 

        很高興被邀請出席「香港經濟峰會2015」。大會的主題是「互聯互通創機遇　開發經貿新形勢」，我想和大家分享在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下，我對香港的定位和前途的看法。我一直認為中國大陸改革越深化，對外越開放，香港就越有前途。我不認同一些人所講的，香港的繁榮是建基於「借來的時間」（Borrowed time）和「借來的地方」(Borrowed place)。

2. 有些人認為時移勢易，香港的黃金年代已經過去，因為中國已經強大起來，已經不再倚重香港的門戶角色，又有人認為，當香港如果因為種種原因變得不穩定，或者不再「靠得住」，中央就會啟動「Ｂ計劃」，改為支持國內其他城市，替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更有人認為，即使香港內部没有出現不穩定因素，中國持續改革開放都會無可避免令香港逐漸被邊緣化，因為內地的城市會跳過香港直接和外地開通經貿和金融聯繫。

3.  持有這些論點的人對香港的前景看得很灰，認為中國持續改革開放會為香港帶來負面影響，又經常懷緬香港在八、九十年代作為內地與全球經貿聯繫的獨家通道的日子。但這些論點究竟對不對呢？

內地開放；香港「沒戲」？ 

4.  首先，讓我們看看過去幾十年香港作為中國貿易中介樞紐的變化。在1979年，中國的外貿只有300億美元，而貨櫃吞吐量大約只有3至4萬個標準貨櫃(TEU)，絶大部份是經過香港葵涌進出。但在2013年，中國的外貿已經上升140倍至42,000億美元，有1億9000萬個標準貨櫃進出。香港貨櫃碼頭的吞吐量從1979年大約100萬個，升至2013年的2,200萬個，升幅超過20倍，但假若中國的出入口貨物仍然大部分經香港進出，我們要建設多幾多個貨櫃碼頭才能夠應付需求？到時香港「通街」都是貨櫃車，香港道路能夠承受這麼大量的貨櫃車流通嗎？而這又會對香港有利嗎？                  

5.  其實香港過去幾十年都一直在發揮中國對外貿易中介樞紐的角色，這角色一直都在加強，沒有減退。1979年香港貿易中介（包括物流業）佔香港GDP約15%，1990年升至約20%。中國內地在2001年加入世貿之後，即使來自內地的直接競爭有所增加，但同時整個「餅」也繼續做大。內地貿易總額由2001年的5,100億美元急升到2013年的42,000億美元，其中經香港直接處理的比例雖然有下降趨勢(由30%跌至10%)，但經香港處理的貨額由2001年的1,500億美元大幅增加到超過4,000億美元。 如果再加上迅速增加的離岸貿易，香港處理的總貨額在同一時期由3,000億美元升至9,000多億美元。由此可見，香港貿易的創造效應（creation effect）其實比分流效應（diversion effect）大很多。香港貿易中介（包括物流業）在2012年的生產總值為640億美元，佔GDP25%，僱用77萬人，佔就業人數21%。這些數據充分說明，只要香港不斷鞏固、強化與內地和海外的商貿聯繫，就能繼續在中國擴展外貿的過程中開拓更多商機。就正如香港貿易中介(包括物流業)1979年佔GDP的15%，上升到1990年代初的20%，至現時的25%。

6.  我想用另外一個例子去引證，內地進一步開放，與其他地方建立更頻密的聯繫，並不代表香港就會被邊緣化。這例子就是台灣和大陸之間開啟三通。在2008年以前，台灣和內地不能有直接航空交通聯繫，兩地旅客互訪必須經過第三地，而香港近水樓台，成為兩地往還一個最繁忙的中轉站。當年就有一些評論員認為，「三通」一旦開啟，港台之間的航空業就會受到重創，大幅萎縮，沒有機會復元。但事實是在2007年香港與台灣每天平均有118班機往來，2008年三通落實，到2013年，兩地飛機班次不但沒有減少，更增加15%至每天136班次。這表示只要香港能維持到吸引力和競爭力，我們仍然可以發揮作為台灣和內地的中介樞紐的作用。 

滬港相爭，你死我亡？

7.  另一個經常被觸及的問題就是「滬港雙城記」。我一向認為，香港和上海的之間並非「你死我亡」的惡性競爭的關係。一年多前，上海提出建設「自貿區」，有論者就驚呼，在兩、三年後，上海自貿區就會發展成為一個內地的離岸金融中心，並且會取代香港的角色和地位。這個論調的理據是，只要內地資本賬越開放，上海和其他內地的金融中心便可以搶香港離岸人民幣的生意。這種看法並非完全不對，因為內地資本賬越開放，上海往後必然會多做跨境和國際金融業務，某程度上更可能會與香港競爭。但我要指出，中國資本賬管制逐步放寬必然是雙向的，亦即是外地資金會比較容易流入內地，同時內地資金也較容易流出，在這個情況下，香港就可以更容易開展面向內地企業和居民的業務，例如融資、發債和理財等等。大家看看在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規模，目前內地銀行存款總額有110萬億元人民幣，金融體系資產總值高達160萬億元。當內地資本賬進一步開放，就會提供更大的政策空間，香港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絕對有競爭力，在這龐大的市場發掘和拓展更大的商機。

8.  所以我認為，香港和上海目前並不存在直接競爭的關係，香港和上海服務地域不同，服務的實體經濟對象和客戶群也很不同，加上在目前資本賬仍存在管制的情況下，上海越開放，包括正在試行的自由貿易區，香港和上海的商貿和金融聯繫就會越多、越密切，能創造的商機就越多。在2000年，香港和上海之間每天有23班機往來，但在2013年，已經增加至75班。這就代表，上海發展得越好，與香港的往還和商貿就越多，達至雙贏的機會就越高。 

9.  11月17日開通的「滬港通」從多個角度回應了我今天發言的命題。正如上星期馬凱副總理會見香港銀行公會代表團時所講，「滬港通」是香港和上海兩地金融合作的重要標誌，也是內地資本賬可兌換和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重要部署。「滬港通」的開通除了為在岸、離岸人民幣流通開闢另一條重要的渠道，另外一個意義就是再次確認了香港作為內地金融開放的境外試點這個獨特的角色，是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展投下重要的信心一票。 

獨贏、雙贏、多贏？

10.  有意見認為，香港要保持競爭優勢，就要確保我們是海外資金進入內地和內地資金走到海外的唯一窗口，也就是採取「獨家」的模式，以香港作為在岸與離岸市場的唯一通道和接點。這個「獨市生意」對香港有好處的想法可以理解，在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起步初階也有其實際上的好處。但隨着人民幣逐步走向國際，長遠而言這種獨家經營模式難以持續。內地資本賬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是讓人民幣成為國際上廣為接受的貿易、投資和儲備貨幣。要世界各地的企業和投資者更廣泛使用人民幣，就要讓人民幣業務「遍地開花」，人民幣離岸市場發展必定要由「單點進出」，轉化為「多點進出」的模式。目前香港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在資金池規模和流動性及各種金融中介活動仍遙遙領先其他海外中心。我們的任務是要鞏固香港在這方面得天獨厚的自身優勢，亦要善用先行者的優勢，不斷完善香港的人民幣平台，讓海外和內地的企業和金融機構都覺得香港是進行各類離岸人民幣業務的首選。因此，過去幾年，金管局在積極爭取更大的政策空間和完善各種金融配套基建之餘，還致力和業界到海外推廣香港的 離岸人民幣業務，並推動香港與其他地方（包括倫敦、巴黎、澳洲、馬來西亞、泰國等）在人民幣業務發展上的合作。 

國際金融中心的競賽是軟實力的較量

11.  我曾經說過，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將會是「軟實力」的較量。不是說「硬件」不重要，我只是認為，「硬件」例如機場、交通、通訊和高效辦公大樓等是國際金融中心之間競爭的必要條件，不具備這些條件就連進場參賽的資格都談不上。而可以進場比拚的，最終是以軟實力來分勝負，因為大額資金有很強的傾向性，會流向和匯集在高效率和具安全性的金融中心。軟實力包含一系列不易量化的因素，重要的包括：法治、財產和知識產權保障、稅制、金融機構的健全；監管水平；金融從業員、會計、法律等支援專業人士的水平和品格；資訊流通、出入境自由和便利；其他營商環境等。香港在硬件和軟實力方面的優勢，是經過幾代人多年辛苦經營，點滴積聚而成。但我認為，其中最關鍵的還是我們有無懼艱難和競爭，靈活應變和全力打拼的香港精神。香港過去六、七十年的經濟轉型和發展的過程，由轉口貿易到輕工業到金融，其實就是我們不斷求變和創新的結果。特別是內地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擔當試驗場、緩衝區和跳板的角色。香港製造業轉移至內地，我們就主攻貿易中介，開發物流管理和離岸貿易﹔並積極發展服務業，尤其是高增值和現代服務業，如專業服務和金融服務。香港的經濟其實一直以來都是順應着內地和全球經濟發展不斷改變的新格局而調整和轉型。 

結語：「背靠內地、面向全球」

12.  我預期內地未來經濟發展的動力將會來自內需的增長，創新和效率提升與及市場的開放，同時也會有更多的企業走向國際。香港能否把握好這個趨勢，開拓和引入適合內地市場的產品和現代服務，能否吸引更多內地企業以香港作為走出去的跳板，將對外拓展的營運中心和資金管理功能放在香港，這些都將決定香港的發展前景。

13.  我對香港前景一向樂觀，但我的樂觀是基於一個假設，就是香港人往後會作出正確的選擇。香港以後會走一條怎樣的路，走向那裏，是需要我們作出選擇的。香港人可以選擇懷緬過去，自怨自艾，不斷嘆息中國的改革開放深化令到香港不能長期「獨家經營」，又或者選擇裹足不前，靠食老本，過得一天得一天。抑或是我們選擇香港與內地保持一種健康、良性的互動關係，將「一國、兩制」繼續發揚光大，秉承我們過去賴以成功的香港精神，珍惜我們幾代人不斷努力累積的成果，掌握好香港要以背靠內地，面向全球的戰略定位。我相信和衷心希望香港人會作出正確的選擇，為香港帶來繁榮安定和亮麗的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