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金融管理局 - 香港與亞洲：從危機到機會

演講辭

1999年06月16日

香港與亞洲：從危機到機會

任志剛, 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

（於「第6屆遠東經濟評論研討會－香港與亞洲：邁向復甦的策略」，刊載於金融管理局季報第20冊）

我很榮幸可以在這個重要而又有意義的研討會上發言。研討會安排來自區內區外負責演講的顯赫嘉賓，大部分都是密切參與帶動亞洲經濟走出危機、邁向復甦的人士。多個月前主辦當局著手籌劃以復甦為題的研討會時，大家對復甦究竟何時才會出現仍然感到毫無頭緒。現在距離亞洲金融危機首先爆發將近兩年，正有跡象顯示亞洲已渡過最惡劣的時刻，展望前路將會較為平順。復甦步伐將會因不同地區而異，況且日本作為亞洲最龐大的經濟體系，形勢依然不明朗，也顯示復甦的動力可能仍未如我們期望的那樣大。但事實上，最少區內的金融市場已顯著回升，預計明年左右亞洲大部分──包括受金融危機打擊最嚴重的經濟──也會恢復增長。
今次研討會主題是復甦的策略。我認為必須強調「策略」兩個字。我們不要將復甦視為理所當然，以為危機衰退過後經濟活動自必然重現活力，就像日夜相間的定律一樣，而是應該研究如何營造適當條件，不但要促進迅速全面的復甦，更致力使復甦維持平衡正常，而最重要的就是確保復甦動力穩健持續，換言之，復甦不會變成另一個泡沫，成為另一場危機的前奏。基於這個原因，我們必須強調採取積極的策略，而不是被動式的適應。就這一點，我要更進一步的提出，我們不要只是簡單地制定復甦的策略就算，更應事先做好計劃，並檢討以往對經濟金融問題的取向和假設，以能更有效地面對復甦帶來的機會和挑戰。亞洲金融危機可能鼓勵了我們更迫切和認真地分析打擊本區經濟成就的因素，這未嘗不是好事。但現今全球環境不斷變化，即使不發生金融危機，這些也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事項。
大家近幾個月從報章看到我多次演講的內容後，可能以為我今日又再講述對沖基金如何為患，國際流動資金又如何構成風險。但目前對沖基金正忙於應付大量贖回要求，我打算今次不提它們，只會補充說一句：利用市場進行過度投機往往自食其果，招來市場的報應。雖是這樣，我仍希望對沖基金今次不會被迫過度減少持倉，以致再次造成市場混亂和系統性的不穩局面。關於加緊改革國際金融架構，以應付全球流動資金不穩定的問題，我也只會簡單說一下，並且在接近演講結束時才會再提這一部分，以及強調國際金融架構的改革是長期復甦策略的必要部分。我現在的主要重點是：亞洲個別經濟應該做些甚麼──以及正在做些甚麼──以透過制度改革等措施來糾正亞洲危機暴露的弱點。我也會參考最近的香港銀行業檢討研究，探討面對全球化、創新科技和公眾不同需要所帶來的機會和挑戰而應持的策略性取向。
糾正亞洲金融危機暴露的弱點
亞洲金融危機的各種成因非常複雜，很難在這裏簡單說得清楚。我深信研討會其他針對個別亞洲經濟的環節將會較詳細分析這些成因，但危機中仍有一些普遍因素可在不同程度上適用於受打擊的亞洲經濟，並且大部分都離不開金融體系根基脆弱，特別是金融機構的不良經營手法。例如，有些銀行往往過份倚賴短期資金來融資效益成疑的長期投資，以致承受過多的風險。貸款過濫的後果是助長資產價格上升，企業也過度借貸以從事高風險或無經濟效益的項目。銀行風險管理薄弱，導致響起警號時問題已到了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此外，銀行監管不善、政治干預，以及嚴重缺乏透明度等也使市場自制機制不能發揮應有作用。還有一點使情況更壞的，就是企業借入息率遠比本地貨幣低的外幣貸款進行項目投資，只能收回本地貨幣的收益，結果令銀行和貸款人同樣承受過多的貨幣風險。有了政府對匯率穩定的暗示式擔保，銀行和企業也不大意識到互相之間貨幣與期限錯配帶來的風險。全球流動資金以驚人的速度驟增，更是推波助瀾，一旦爆發金融危機，爆炸威力便更大。
資金流向不穩定和國際金融架構的缺點，是這場危機的重要成因，但從我提供的講稿撮要可見，很多問題其實出於個別經濟本身和制度欠佳：貸款過濫、風險管理薄弱、政治干預、監管不足、缺乏透明度等。雖然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都由我們自己掌握，無需國際共識，但謀求全球穩定而進行的國際改革若要取得實效，落實這些解決辦法卻是不可缺少。無論現時的討論最後落實何種形式的國際監察和規則，本地金融體系在可預見的將來仍會是國際金融體系的基本支柱。以政經模式多元化如亞洲來說，這種關係更為明顯。假使亞洲金融危機有為我們帶來甚麼教訓，那肯定是：本地金融體系在市場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趨勢下必須自我強化，否則無法立足。
亞洲金融危機有一個令人非常鼓舞的正面結果，就是亞洲各地經濟都致力採取重要的策略措施以改革金融體系，其中最矚目的是馬來西亞、韓國、印尼和泰國。這些國家各自推行了大規模的銀行重組和重整資本計劃，以馬來西亞和韓國為例，有關計劃便包括設立資產管理公司，專責購入銀行手上的不履行貸款，另又推出重組企業債務方案。此外，一些國家正大事改革監管制度，以改善審慎監管的標準，並且制定更嚴謹的公開財務資料標準，以提高有關透明度。大家可想而知，這些改革措施規模龐大，困難重重，更無可避免對社會帶來痛楚。但改革過後的亞洲金融體系將會更健全，日後面對金融危機也會更善於應變，而且更能善用新機會。
亞洲金融危機和香港
大家可能會想，亞洲早幾年推行這些大型的制度改革，可能就不會爆發金融危機。我不同意這一點。雖然早點改革，金融危機的擴散程度可能會較小，但香港的經驗已經證明即使金融體系健全有效，面對外來衝擊也不能完全倖免。我們不會自詡擁有完美的體系，像今次這類研討會也不是自誇自滿的場地，但相信我們起碼可以說，上述列舉的最嚴重的問題並不見於香港的金融體系。香港慶幸在金融危機前已確立了健全的監管制度，也擁有穩健和資本充足的銀行體系、媲美全球最高的公開財務資料標準，以及有效的清盤法例。香港銀行業從80年代初的問題汲取教訓後，已建立了審慎保守的管理傳統；香港政府對銀行借貸活動從不作出政治干預，對維持這項傳統也有幫助。此外，我們又制定明確的聯繫匯率制度，以法律條文定明港元必須自由兌換，再輔以高度規範化的貨幣發行局制度，並且以排在全球前列位置的龐大官方儲備提供十足支持。這種做法與亞洲其他地方採取暗示式擔保匯率，但最終卻崩潰下來的匯率制度，或推行外匯管制等都不相同。
香港銀行體系靈活應變的能力，以及聯繫匯率制度造就的穩定性，都是防止香港金融體系垮塌下來的因素。但這並不表示亞洲金融危機就沒有暴露香港任何問題或脆弱的地方。與亞洲部分地區一樣，香港的問題在很多方面都與危機前過度樂觀的心理因素有關。香港脆弱的地方，一方面基於它作為外向型經濟而容易受到外來的衝擊，另一方面卻很諷刺地，是匯率制度的運作穩健有以致之。首先，在投資者對亞洲信心崩潰所暴露的各種失衡現象和問題中，尤以資產價格（特別是物業）飆升最為明顯。資產價格不斷暴漲，本來已蠶蝕香港的競爭力，即使發生金融危機前，市場下調也是顯然是無可避免的事。
其次是香港貨幣發行局制度的本質。這個制度極具透明度，洞察箇中運作非常容易，一旦爆發金融危機，便很容易受到炒賣衝擊。炒家如何策動這類衝擊，以及98年8月衝擊活動如何變得最猖獗等細節，我已在其他場合講述過。炒賣衝擊帶來的即時影響，就是透過貨幣發行局的機制觸發利率急遽調整，而且調整幅度之大是香港前所未見的。香港儲蓄率偏高，因此經濟運作的槓桿比率已屬較低，但利率過度波動仍引發股票地產市場暴跌。這樣對整體社會簡直是雪上加霜，使市民大眾原本要為經濟調整承受的痛楚變得更加劇烈。我在這裏很高興向大家說，98年9月貨幣發行局制度推行了多項技術措施，加上我們在8月以實際行動說明我們對炒賣衝擊不會坐視不理，至此已幫助市場恢復穩定。基於這個原因，衝擊活動帶來的風險，包括引致市場扭曲和過度反應，以及金融體系崩潰等等，也大為減少。
第三是儘管香港整體銀行業抵禦金融危機的表現極為出色，但這場危機也暴露了銀行的一些風險管理問題。金融危機證明，銀行必須擁有穩健的資產負債表，以應付外來衝擊造成利率的大幅波動。危機期間資產價格暴跌，也充分說明銀行要進行有效的信貸風險管理。一般來說，香港銀行水平都很高，但這場危機顯示銀行就這方面仍然有待學習的地方；特別是，金融危機證明銀行過份倚賴與資產有關的貸款。銀行授信的決定只偏重貸款人提供的抵押品，卻輕視對其現金周轉和基本財政的分析，使銀行承受太大的資產價格波動的風險。
近期中資企業的問題可能與亞洲金融危機沒有直接關係，但卻增加香港銀行的壓力，同時暴露了一些銀行根據交易對手的商譽名氣和國家暗示擔保作出貸款決定的做法。在此我應該指出，按聲譽貸款並非只存在於亞洲。正如一些國際評論人士所說，美國長期資本管理事件證明在成熟先進的金融體系裏，銀行仍可能過份信賴交易對手的聲譽，以致忽略正常的審慎評估和信貸標準。對於香港銀行來說，廣信清盤和粵海企業的財務困難已推翻了它們原先對貸款予中資機構的假設。展望未來，銀行應根據這類貸款人的實際財務能力，而不是預期政府將會提供的支持來決定是否借貸。這在長遠來說肯定是件好事，只是有關的問題暫時額外增加了亞洲金融危機造成的壓力。
危機過後的挑戰和機會我的演詞到目前為止都集中講述亞洲即時的問題，如何需要採取即時的監管措施或制度改革。解決了這些問題，固然不單止可以應付當前的危機，更會帶來長遠的益處。但長遠來說也有一些更基本的因素不斷在塑造和再塑造金融業的面貌，並會對下一世紀香港和亞洲其他金融中心的發展帶來重大影響。我們必須做好所需的準備工夫，使香港能以最佳條件在未來新的形勢中獲得最大得益。
這些長遠因素是甚麼？我們可以特別舉出三大互為相連的趨勢：全球化、創新科技，以及客戶的新需要。全球化顯示各地社會經濟越是開放，金融市場便越趨向國際層面，金融服務機構的規模也越全球化。各地之間的壁壘消除，運輸模式效率高成本低，以及應用技術帶來重大的衝擊，促使國際貿易和流動資金數量激增。隨著越來越多公司制定跨國的經營架構和發展藍圖，擁有全球網絡、專門知識和影響力的金融機構自然受到垂青，以為前者提供支援服務。由於批發和投資銀行業本身的產品和服務已屬全球化性質，它們現在都積極邁向全球化。即使以本地市場為主的個人理財服務，目前也有跡象顯示它們的業務在未來10年將會變得更全球化。從萬國寶通銀行和匯豐銀行等部署發展成為全球性集團可見，這種趨勢已逐漸形成。這對金融機構的訊息已清楚不過了。全球化為金融機構提供拓展海外市場的新機會，但同時也引入來自外國同業的新競爭。由於傳統的壁壘逐漸消失，決策者面對的挑戰是要確保監管制度繼續有效運作，同時協助金融市場從伴隨競爭而來的多元化和創新中得益，但又不會影響市場的穩定。
創新科技包括創新金融服務，以及資訊科技的成本下降和普及使用這兩方面。創新科技既是促進全球化的重要元素，本身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環節。科技可方便各行各業──特別是金融機構──管理全球業務。利用電腦科技，金融機構可以提供、出售和跟進財經服務產品，如複雜的衍生工具、證券化工具和其他類別的投資。除了使用傳統的銀行分行網絡外，金融機構還可以透過銀行櫃員機、電話、互聯網、扣帳卡、聰明卡等方式提供財經服務，這也是拜電腦科技所賜。科技持續不斷發展，大家必須掌握如何能以靈活及低成本的方法，從創新科技中得益。
客戶不同的需要既影響科技發展，也受科技發展影響。零售客戶較以往更積極參與制定本身的投資計劃，並花更多工夫參考比較不同機構提供的服務，因此他們只願意付更低價錢，並要求有更多樣的產品和服務選擇，以及使用更方便快捷的方法。機構客戶不但比以往更注重金融機構的實際表現，同時更要求低廉的資金成本和一流的專業知識。大型企業已成立本身的買賣部門，直接通向不同市場，因此可以在全球各地物色理想的機會。可以說，處身日漸開放和競爭越趨激烈的市場環境，如果不積極回應客戶不同的需要，金融機構將會無法生存。
上述正是金管局去年委託顧問進行本港銀行業研究的背景因素。研究報告就本港銀行業的策略性發展提出多項重要建議，因此有關策略的重點在於長遠增長而非復甦。研究報告的建議經過今年較早時廣泛諮詢公眾，將會在今夏作出決定。建議強調本港銀行業應轉向更開放、更有利於競爭的經營環境，但又指出開放市場的同時必須制定適當保障機制，確保繼續保持穩定。香港已是全球最開放的經濟之一，但仍需致力撤消進入市場的不必要限制、繼續提高透明度，以及撤除仍然適用於某些利率的規定。為配合引入更多競爭的建議，研究報告又建議推行多項有利於維持穩定的措施，包括澄清金管局作為最後貸款人的角色、增加存戶保障，以及加強金管局以風險為本的監管制度。
以上所說都是決策和監管當局負責的範疇。至於銀行方面，由於市場競爭越趨激烈，它們也必須更努力認清形勢，確定業務發展目標。銀行要在這方面取得成果，必須制定長遠策略。例如，一些銀行可以考慮發展成為「金融超級市場」，提供廣泛系列的產品以應付不同客戶的需要，另一些則考慮在市場別樹一幟，專注於某個獨特的業務範疇，成為該類產品最出色的供應商。要做到上述各項，科技固然不可缺少。科技能使銀行靈活提供各項產品和服務，同時也有助減少營運開支，達到更高的效率和成本效益。但有一點頗為矛盾，就是業務處理成本下降的同時，銀行為求在競爭中繼續生存而要在科技投資越來越多。成本上升和客戶需求不斷改變，代表了銀行必須仔細審視目前提供的服務所涉及的成本和效益。這方面的訊息非常明顯：大型機構將以更佳條件迎接競爭的挑戰。新資訊科技系統的投資達到空前的高水平時，便不能忽略規模效益的因素。金融服務機構取得規模效益其中一個最快捷的方法是進行整固，此風已在歐美逐漸流行，從近年併購交易之多可以證明。以我建議，香港和亞洲其他地區的銀行若要繼續有效應付市場競爭，也必須認真考慮這種做法。
結語
我今次演講集中講述銀行業改革，原因是銀行是任何金融體系中最堅固和不可缺少的元素。銀行業改革致力達到兩個目標，一是解決當前的問題，一是應付未來的挑戰，兩者都是邁向復甦的策略的重要部分，也是今次研討會的主題。除此之外，當然也要注意個別地區、整個亞洲和國際層面在其他方面的改革。大家很自然會問，目前所用的策略是否足以防範另一場金融危機？根據我上面所說，可見如果企業和監管層面都能徹底改革，整個亞洲區不但能建立穩健的條件，避免像這兩年來一樣承受過度的壓力，也能加強實力，抵禦源自其他地區的金融危機的連鎖影響。利用高槓桿比率運作並從事大規模操控活動的機構，暫時已少見出手，使亞洲區可以有一點進行改革的空間。較長遠來說，整個亞洲的進一步變化，如亞洲債券市場在現有的基礎上再邁步向前，將可增加本區在這方面的靈活應變的能力。
儘管這樣，如果我們以為亞洲個別經濟和本區完成改革就已夠安全，便是錯誤的想法。這些改革只能有助限制日後危機爆發後的擴散程度，但不能制止危機再次出現。區內目前加緊進行的改革，必須有國際金融架構的改革互相配合。鑑於跨境流動資金的數量變得極龐大，流轉速度也極快，已超出現時國際金融架構所能應付的範圍。改革國際金融架構的目的，不是設置屏障阻止資金自由流動，而是制定某種程度的監管和透明度，使我們在金融危機期間經歷的波動維持在合理水平。國際上已就應該採取何種措施達成一些共識，我本人有信心不會很久就能有突破，確定具體的行動綱領。我們為亞洲制定邁向復甦的策略時，不能忽略了國際層面的工夫，原因是無論大家認為亞洲金融危機的確實成因為何，利用高槓桿比率運作的機構在觸動、擴散和深化這場危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步向復甦的能力，以及我們能否作好準備積極迎接復甦帶來的新機，最大程度上繫於區內經濟各自推行的改革。但作為全面復甦的必要條件的經濟穩定，以及我們作為開放和外向型市場的前景，卻不可缺少國際上採取果斷的行動。